显然，正如你所指出的，对父亲的规则的屈服正是拉康所说的符号性的阉割；但是阉割还被铭记在想象的层面上，也就是幻想，这是恋物情景起源并不断重演的地方。孩子对父母亲之差异的识别（并不是完全都要真实地看见）的首先是承认母亲没有阴茎。对孩子来说最要紧的问题是他或她自己的性别身份。这种对父权制的屈服，换句话说，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它经过了俄狄浦斯情结，对男孩来说，它在某种意义上以阉割情结作为结束，对女孩来说则由此开始。我认为按照惯例，拜物者推迟了识别的时间，尽管他确实完成了这一过程—他知道那个区别但仍否定它。
我们通常将这与色情图像的图像研究相联系，男人在其中通过某些生殖崇拜的替代品得到了安慰，或者另一种，通过女人自身的形式，对她的身体进行完全的安排。我知道这是极有争议的，但是我认为女人俄狄浦斯时间的结果的程度关系到一点，就是一个异性恋的对象选择，由于承诺要孩子而推迟了对需要的识别。到最后她将放弃母亲，也就是和她取得身份认同并将父亲作为一个爱的对象。某种意义上来说，拥有孩子就是拥有阴茎。所以在想象的层面上，母亲对孩子的失去是充分的符号性的失去。
在幻想中，男人的阉割焦虑通常表现为阴茎、手臂、腿或其他替代物的丧失。当我们对女人谈起这种想象的情节，我们说她们的阉割恐惧表现的形式是失去她们所爱的对象，尤其是她们的孩子。孩子将会长大并离开她，排斥她，也可能死亡。为了延缓和否认这种分离，在某种意义上，女人倾向于通过某种方式迷恋孩子是公认的事实：例如，给他穿衣，不管他长多大都要继续喂养他，或者就再生另一个小家伙。或许，不谈色情，我们来谈母亲的收藏品，她保存东西的方式，像第一双鞋、相片、一缕头发，等等。
我的作品就是从这一点开始的。没有第一双鞋，却有褪色的衬里，或者是最初真实的字面文字。当我用类似灰泥的东西来印下孩子的手印，他奶嘴的碎片，或曾经是他的礼物的昆虫和植物，它们被看作过渡时期的物品，这不是温尼科特的替代物的感觉，而是—用拉康的话说—欲望的象征。
所以我将某一层面上对孩子的迷恋转移到艺术作品中。我将此坦率地表现在作品中，我认为这有另一种层面上的功能，对表现本身的恋物天性提出疑问。所有的对象都添加了外框并且固定，通过这种方式来说明它们是珍贵的物品，是被观看或售卖的东西。然而它们是平凡而普通的。此外，由于它们是被找到的对象，因此没有被适当地赋予创造性和主观性，换句话说，带有一种鉴别的记号或作者身份，这对艺术市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关于恋物癖的问题是我们在作品中遇到了困难。一个对恋物癖的客观的定义就是它无关于任何特别的对象：它仅仅只是一个问题，原初的精神是如何从一个念头或物体或身体的一部分转移到通常毫不相关的东西上。就如弗洛伊德指出的，艺术就是一种在恋物癖主题上的非精神病的变异（variation），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实际上并不是在谈论《产后记录》中的相同的东西，由于它是在社会接受形式上得到了升华的东西，因此被概括为一个论述和一个实践。但是该作品还是一个情景—历史（case-history）—它是我对这些事件的体验。它有时令人恐惧，但是我不认为对我来说这种含义是可以真正被分析的。
有希望的是，该作品是一个连续的转移，而不是某种语言形式的等级。显然它通过不同的语言标准产生作用，要分开这种感觉，即表现总是一种对失去的表现。最为清晰的对此进行图解的一部分是《记录4》（DocumentationIV），其中孩子的手印消失，并出现了对亲属关系的图解式的表现。整个作品之中，当我谈到它并设法去理解它时，也是一个识别所失去的东西的过程。所以在这个特殊的部分，我谈起孩子身体的快乐和母亲乱伦的禁忌问题，我也设法看到在对孩子身体的表现之外，什么正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浮现出的（像通常那样）是母亲的身体。
通过这样的说法，即女性主义的表现是被建构得如母亲一般，我所意指的是在这种关系中妇女的与母亲的身体紧密相连的经验，她在这些经验中想象到的第一个身份是她的母亲。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我在《记录6》（DocumentationVI）中运用在石板上的书写时，我要指涉的是作为一种母亲身体的变字法（anagram）的孩子的标志。这整件设计，不仅仅是可见的艺术作品，还有其过程本身，都是关于对于母亲的身体的书写关系。但这已经被说得够多了。在这种关系中我所强调的是一种犯戒的时刻，在那时分离威胁着这个妇女在本质上与自然上作为母亲的自身的表现，并产生出一条鸿沟，它回响着质疑。这位妇女质疑这种由社会来对女性赋予的意义。所以我猜想我所追求的语言是一种会延长了这种断裂的语言。
恰恰相反，我把它看作是极其乐观的，因为它真正展现了这个象征的领域并不是真正牢固与由同种类的部分组成的，不过这是令人困惑而充满矛盾的。恰恰是因为我们所谓的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践的排列与表现的系统，这种系统总是记录着他们与别人的差异，所以我们能找到改变的空间。这是一种导向悲观主义的整体的文化视角。当你说我们绝对地受制于父权制度，或者这是一种将要被摆脱掉的虚假意识时，对我而言，这正是你提出一个在收缩的视角之时。我认为通过《产后记录》的创作所发现的正是并没有现在的性征，没有本质上的女性；而观看他们建构的过程同样是去发现对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表现差异与论证次要者的支配形式进行解构的可能性。
在《产后记录》中，我关心的是，在母子关系的讨论中，女性特质是如何被生产成天然的与母性的。当然，那些在这个过程中所暗示的做法，比如哺乳或给孩子穿衣，都如同写或说，取决于一个符号系统。在某种意义上，我将所有的社会实践都看作一个普通的社会规范（符号性的维度，就像克里斯蒂娃所赋予的）的表现，它是在语言中被规定的。这意味着，在我的作品中，对书写与言说的语词的正式强调只不过是在强调一个事实，即主语的生产首先是一个在语言中的布局问题。
但是我同样意识到另一个含义：我在观看的层面（或是那个代表性的形象）所抽离的东西已经转回到我日记的叙述形式中来了。它在日记文本的第一人称叙述中扮演该观者的捕获物。对我来说，文本和对象本身里的这种乐趣必须吸引观众，这一点是绝对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观众一开始就不能—立即并在情感上—被吸引到作品中的话，那就没有一个能被解构的批评性的啮合点。我还认为在艺术作品中，叙述能产生不同的作用，因为它在那个空间中是意想不到并充满争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