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平凡的世界》图书封面。
试论现实主义文学的概然律问题
——从路遥《平凡的世界》现实性的不足谈起
文/赵炎秋
摘要：概然律指人物与事件在现实生活中的普遍性与发生率。《平凡的世界》存在理想化的人物与现实主义追求之间的矛盾，小说中部分人与事的概然律不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部小说的现实性。文学作品的现实性不能只考虑可然律与必然律，还需考虑概然律。概然律是衡量文学作品现实性的重要标准之一。概然律与文学作品的现实性有着密切的成正比的关系。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作品中人与事的概然律高，作品的现实性就强，反之就弱。《活着》《阿Q正传》《静静的顿河》《第六病室》都是严格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描写的现实主义作品，但《活着》中的人与事的概然律不高，因此其现实性与其他三部作品相比也要低一些。
现实主义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中国文学最主要的创作方法之一。对于现实主义，我国学界已有很多研究，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概然律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长期以来，我们比较重视可然律与必然律。但又由此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符合可然律与必然律的，就一定是现实的。加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一观念的影响，我们喜欢选择现实生活中较少发生的、概然律较低的人物与事件作为文学描写的对象，由此降低了作品的现实性品格，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文学的“假大空”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比较常见，即使是一些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也不例外。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探讨这一问题。本文试图结合《平凡的世界》和其他作品，对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概然律问题做一比较深入的探讨，以就教于专家与读者。
一、《平凡的世界》：理想化的人物与现实主义追求之间的矛盾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新时期以来写得最好的现实主义小说之一。作者为了写作这部小说，花了三年时间准备，阅读相关资料，了解历史现实，进行社会调查，到各阶层体验生活。作者将小说命名为《平凡的世界》，目的就是要真实地写出年到年间底层社会的真实生活。小说中的社会现实、人物命运、时代进展、历史氛围、生活细节都处理得很好，符合生活的本来面貌，也符合生活的可然律与必然律。不过，从现实性的角度考察，小说也有不足，那就是人物过于理想化。小说主人公孙少安与孙少平两兄弟，哥哥孙少安由于是家中长子，过早承担家庭的重担。然而他虽然身在农村，却不甘贫困的命运，率先感受到改革的大潮，抓住机遇，成就事业，是立足乡土矢志改变命运的奋斗者形象。弟弟孙少平读过高中，虽然大学考试落榜，但一直试图凭着自己的努力，走出乡村，走一条不同于父兄的人生道路，是拥有现代文明知识、渴望走出乡村融入城市的“出走者”形象。就个性看，哥哥沉稳、精干，弟弟聪慧、向上。两人都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浓厚的人文情怀，拼搏的奋斗精神，不屈不挠的韧性和令人敬佩的道德水准。小说虽然也不忘写出他们常人的一面，但总体上看，两人的精神世界、道德品质、个人能力在其所处人群中都是超一流的。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都具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田润叶虽然出身农村，但在城市长大，脱离世俗的偏见，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另一方面，她又是善良、温存、有担当的。她因孙少安出于理智没有接受她的爱、李向前以命相求、田福*的*治前途等原因，与李向前结了婚。但又因坚守自己对孙少安的爱、固守自己的感受而疏远李向前。而在李向前因心情沮丧喝酒开车发生车祸，断了两条腿之后，出于内心的善良与同情，以及对两人关系的反思，她回归妻子本位，与李向前和好，过上和谐的家庭生活。田晓霞出身干部家庭，父亲做到省委副书记。但她没有一点干部子女的傲气和娇骄二气，朴实、坚强、单纯、善良、豪爽、勇敢。她没有门第观念，以才、志取人。她与孙少平以心相爱，但从不试图干预孙少平的人生道路与生活目标，也不利用父亲的职权为自己的恋人“开后门”，谋一份好一点的、没有危险、有发展前途的工作。贺秀莲没有什么文化，性格泼辣、吃苦耐劳、坚韧顽强，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她的家境比孙少安家的要好，但她看上了孙少安的实在与能干，主动不要彩礼，从山西远嫁陕西。贺秀莲通情达理、踏实肯干，坚信勤劳致富。与孙少安结婚后，不仅在经济上，在精神上也给予了他强有力的支持。孙少安事业的成功，与她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三位女性在她们所处的人群中，也是绝对地鹤立鸡群。
但是奇怪的是，这些人物虽然具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其结局却不是理想的，至少从现实和逻辑的角度看不是理想的。田晓霞在抗洪采访中因抢救洪水中的小女孩光荣牺牲；贺秀莲在生下女儿后身体状况一天天变差，在出席由他家出资一万五千元扩建的小学的庆祝仪式上突然口吐鲜血，后确诊为肺癌；孙少平在一次矿难中为救同事身负重伤并且毁容；李向前因为妻子不爱他而借酒浇愁，发生车祸不幸截肢。他们的不幸又影响到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如孙少安、田润叶等。
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这些充满理想色彩的人物，为什么又不让这些人物达到他们所追求的目标，走上他们所选择的人生之路？如让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结出甜蜜的硕果，孙少安与贺秀莲的奋斗收获家庭的幸福。或者只让这些人物部分地达到他们的目的？如田润叶，她与孙少安恋爱未果，违心地嫁给了李向前，后虽经磨合达到家庭的和谐，但却是以李向前的双腿截肢为代价。
也许不是作者不想这么做，而是因为其理想化的人物塑造方式与其现实主义的追求之间具有矛盾。作者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充满喜爱之情，这使得他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挖掘、描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从而使他们带上浓厚的理想色彩，远远高出于同时代同阶层的其他民众。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分析明娜·考茨基的小说《旧与新》中的主人公阿尔诺德时所指出的：“这个人确实太完美无缺了，因此，当他最终在一次山崩中死掉时，人们只有推说他不见容于这个世界，才能把这种情形与文学上的崇尚正义结合起来。可是，如果作者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那总是不好的，而据我看来，您在这方面也多少犯了这种毛病。”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路遥“也多少犯了这种毛病”。如果一切正常，这些人物理应达到自己的目标，取得完美的结局。因为他们自身没有什么瑕疵，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他们生活的社会，即使不说是一个完美的社会，至少也是一个有温度的社会，不存在绝对的坏人、绝对的阴暗，也没有人绝对地反对或者打击他们。这些因素的结合，使这些人物的成功，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其结局在逻辑上必然完美。然而，这必然要与作者的现实主义追求产生矛盾。作者要描写的，是一个“平凡的世界”，他不愿让其笔下的人物，超越其所产生的时代与社会中的同阶层的民众，得到这些人在那个时代一般无法得到的结局，达到这些人在那个时代一般无法达到的辉煌。如果让孙少平等都达到其逻辑上应该达到的辉煌，走上其逻辑上应该走上的成功之路，小说描写的就很难说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出彩的世界”，描写普通人遭遇的“正剧”小说变为宣扬英雄奋斗的“励志”小说。这不符合作者的现实主义追求。为了突破这种逻辑上的二难处境，作者只好借助偶然性，用外力让田晓霞因救人而遇难，贺秀莲因肺癌而去世，孙少平因矿难而毁容，李向前因车祸而截肢。孙少安、孙少平、田润叶等人的生活轨迹也由此改变，小说结局由“走向辉煌”回归“保持平凡”。
但这种结局并不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黑格尔在讨论冲突时，认为冲突有三种：“第一，物理的或自然的情况所产生的冲突，这些情况本身是消极的，邪恶的，因而是有危害性的；第二，由自然条件产生的心灵冲突，这些自然条件虽然本身是积极的，但是对于心灵，却带有差异对立的可能性；第三，由心灵性的差异而产生的分裂，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矛盾，因为它起于人所特有的行动。”黑格尔认为，只有这种冲突，才是真正本质性的、理想的冲突。“这种方式的冲突的根源在于精神的力量以及它们之中的差异对立，因为这种矛盾是由人的行动本身引起来的。”只有真正由人物性格的差异所引起的冲突，才是黑格尔心目中理想的冲突。托尔斯泰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作品中的人物应该严格按照性格的逻辑和生活的规律行动。有一次他的朋友加·安·鲁萨诺夫埋怨他，说他让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未免过于残酷。托尔斯泰笑笑回答道：“这个意见……使我想起普希金遇到过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对自己的一位朋友说：‘想想看，我那位塔姬雅娜跟我开了个多大的玩笑！她竟然嫁了人！我简直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做。’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根本讲来我那些男女主人公有时就常常闹出一些违反我本意的把戏来：他们做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的和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做了我所希望他们做的事。”人物的行动应该符合人物性格的逻辑和现实生活的规律，同样，人物的结局也应该如此。《平凡的世界》人物描写的理想化与创作的现实追求之间的矛盾，迫使小说不得不违反人物性格的逻辑和现实生活的规律，给人物安排他们不应有的命运与结局。这些结局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是作者硬塞给他们的，因此是失败的。
二、文学作品的现实性需要考虑概然律
亚里士多德指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目的，然后才给人物起名字；至于‘个别的事’则是指亚尔西巴德所作的事或所遭遇的事。”亚里士多德这段论述的影响很大，他强调的“可然律”与“必然律”，现在已经成为衡量文学现实性的重要标准之一。一部小说描述的人物与事件，如果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一般就认为其是现实主义的，如果不符合，则会被排除在现实主义文学的行列之外。
不过，可然律与必然律只是评价文学作品现实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换句话说，符合可然律与必然律的作品可以是现实主义作品，但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作品。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家族的第七代是一个男孩，他生下来时屁股上竟然长着一根猪尾巴。用亚里士多德的标准来评判，这不是现实主义的，因为现实生活中人长尾巴是一种返祖现象，只是个案，没有必然性与可然性。柳青的《创业史》中梁生宝和徐改霞互相爱慕，但一直没有表白心迹。在郭振山的鼓励下，徐改霞想去参加国棉三厂的招工考试。她以此来试探梁生宝，觉得如果梁生宝喜欢她，一定会反对她进城，而只要他反对，她就放弃这次机会，死心塌地与梁生宝好。但梁生宝却误以为改霞是借此向他表示不和他处朋友的意思，于是客气地祝她一切顺利。两个潜在的恋人就此分手。我们认为这是现实的，因为符合生活的可然律与必然律。
从可然与必然的角度衡量，《平凡的世界》无疑是现实主义的。它不像同为陕西作家的陈忠实的《*原》，里面有很多超自然的因素。也不像科幻小说比如《北京折叠》，里面充满了科幻的因素。《北京折叠》将想象中的未来北京从物理的角度分为三个互相折叠的空间，里面生活着上流、中产和底层三个阶层，三者不平等地分享本质平等的时间。《平凡的世界》所描写的一切——人物、情节、事件、环境，都来自路遥所生活时代的社会现实，没有超自然的因素，没有纯主观的想象。即使是那些带有浓厚理想化色彩的人物，也很难说他们的性格、经历、人生之路有不符合可然律与必然律的地方。如孙少平与田晓霞之间的爱情。两人的地位、身份从现实的层面看有很大的差距。然而两人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相爱了，爱得真诚、爱得忘我。另一方面，从两人的恋爱关系来看，两人的爱情是纯洁的、无私的。田晓霞在读高中时就对孙少平有好感、印象深刻。高中毕业两年后，两人偶尔在电影院前相遇，经过一年多的交往和心灵的碰撞，终于在田晓霞大学毕业的前夕，两人在古塔山的杜梨树下热情相拥，倾吐爱慕之情，互定终身。但这并没有促使田晓霞利用父亲的关系和自己的人脉，给孙少平运作一个好一点的、更能发挥他才干的工作。在那次古塔山约会上，两人约定，“两年以后，就在今天，这同一个时刻，不管我们那时在何地，也不管我们各自干什么，我们一定要赶到这地方来再一次相见”。在这两年之内，两人各走自己的路。这既是对对方极大的信任，也是一种爱情上的平等。在精神高度上，孙少平与田晓霞是一样的，但两人的现实境况却差距很大。因此，只有在古塔山上，抛开现实层面的考虑，两人才能敞开心扉，互诉衷情。这样的形象、情节与细节，无论是从可然律还是从必然律的角度，都是站得住脚的。我们无法断言，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人，也无法断定，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但我们在肯定《平凡的世界》中的人与事符合可然律与必然律的同时，又总觉得这样的人和事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频率不高。以孙少平来说，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先回到村里教书，然后回家参加劳动，再上县城打工，最后去了铜城煤矿当工人。可是他却得到干部家庭出身的大学毕业生、省报记者田晓霞的爱情。是否太幸运？而这之后，田晓霞在抗洪时救人牺牲，他自己因矿难而受伤、毁容。是否又太不幸？小说结尾时，他谢绝了妹妹兰香的男朋友、省委常务副书记的儿子吴仲平将他调到省城工作的建议，拒绝了医学生金秀的爱情表白，义无反顾地回到煤矿，继续做他的身体已经吃不消的井下采煤工作。是否太执着？再看田晓霞。高中时对孙少平的好感持续了她的一生。两人相爱后，尽管两人的发展道路不同，双方境遇差异巨大，但一直痴心不改，将爱情进行到底。是否太美好？后来她因救灾民而献出生命，又是否太意外？孙少安与妻子贺秀莲吃苦耐劳、肯干能干，又遇上好的时代、好的*策，就在神仙都似乎难以阻止他们过上好日子的时候，贺秀莲却得了肺癌，不久于人世，幸福大打折扣。是否太神奇？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田润叶、李向前，以及金波、郝红梅等，也都有这种情况，他们的遭遇、人生之路在与他们类似的教师、司机、工人、农民中，都是比较特殊甚至是很特殊的。当然，从可然律与必然律的角度，他们都是无可挑剔的。也就是说，小说中的这些人和事都是现实中有可能存在、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换一个角度，以在现实生活中的发生频率来衡量，小说中的这些人和事又是比较特殊、比较少见的。而一部小说将很多这样的人和事集中起来进行描绘，这部小说的现实性就必然会打上一定的折扣。
如果将眼界开阔一点，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公认的浪漫主义作品，其中的人和事也是可以通过可然律与必然律的检验的。如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埃斯梅拉达从小被吉普赛人从母亲身边偷走，在吉普赛人中长大。她在巴黎圣母院前的广场上卖艺时被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看中。克罗德指使圣母院敲钟人加西莫多在深夜劫持了她，但被宫廷弓箭队长菲比斯所救，她因此爱上了菲比斯。加西莫多因劫持妇女被判绑在广场中央接受鞭刑，在他口渴难熬时埃斯梅拉达给他送来了救命的水。菲比斯与埃斯梅拉达幽会，却被尾随而至的忌妒的克罗德刺伤。埃斯梅拉达因此被当作女巫，被法庭判处绞刑。在行刑时被对她心怀感恩的加西莫多救回圣母院。克罗德偷偷地将埃斯梅拉达从圣母院带出，来到广场中央的绞刑架前，逼着她在自己和绞刑架之间做出选择。再一次被拒绝后，他把女孩交给一位平素最痛恨吉普赛人的隐修女看管，自己去找禁卫*告密。年迈的隐修女无意间发现埃斯梅拉达竟是自己寻找了15年的女儿。母女两人相认的时候，菲比斯率领*队赶到。母亲抢救女儿，被刽子手一把推开，头撞石板而亡。无辜的埃斯梅拉达最终也被吊上绞架。小说的情节十分曲折，埃斯梅拉达的遭遇也很神奇。但如果用可然律与必然律来检查，分散来看，也似乎很难说这些情节与遭遇硬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很难说它们不符合可然律与必然律。然而，符合可然律与必然律的，不一定概然律高。概然律低的人物与事件，如果集中在一部小说、一个人物身上出现，就会显得过于神奇，主观性太强。这也是《巴黎圣母院》成为浪漫主义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要提高一部作品的现实性，除了可然律与必然律之外，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就是概然律。
三、概然律应该成为衡量文学现实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所谓概然律，指的是人物与事件在现实生活中的普遍性与发生率。如果一个人物、一个事件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经常发生的，这个人物或事件的概然律就高；反之，这个人物或事件的概然律就低。如同是对贫穷的描写，雨果和巴尔扎克的处理就不同。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描写女工芳汀的贫穷，先是极写她有一头美丽的金发和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然后再写她为了筹钱，把自己的头发卖了，接着仍是为了筹钱，又把自己的牙齿卖了，于是成为被人嘲弄的丑八怪。巴尔扎克的描写则不同。在《高老头》中，他先是极写高老头的富态：穿着宝蓝色的大衣，面部饱满、红光满面，一个高高挺起的肚子，一根粗大的金表链，随着肚皮的起伏上下翕动着。随着高老头的钱逐渐被两个女儿榨干，高老头的外表也渐渐起了变化：宝蓝色外套没有了，金表链没有了，肚子瘪下去了，脑袋上出现了深深的皱褶，满面的红光也变成青青的菜色。很明显，芳汀式的贫穷在现实生活中的概然律较低，高老头式的贫穷在现实生活中的概然律则要高得多。
概然律应该成为衡量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是因为，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有些具有经常性，有的只是偶尔发生。偶尔发生的人与事只要不违反生活的常识与规律，便也符合生活的可然律与必然律。如公路上开车，绝大部分人都会平安到达目的地，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发生意外，但这意外并不违反生活的可然律与必然律。一个人在发生车祸后，得到一位女士的帮助，这也并不违反可然律与必然律。一个人因某事得到一位女士的帮助，他因此爱上了这位女士，这位女士最后也爱上了他，这也并不违反可然律与必然律。但是如果一部小说把这三种偶尔的事情联在一起，让它们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说这个人在高速上发生车祸，得到一位女士的帮助，他爱上了这位女士并展开追求，最后抱得美人归，这就不大容易使人相信了。因为这种事情在现实中发生的概率太低，即使从可然律与必然律的角度看不一定没有，但也会影响它的可信度，影响到它的现实性。由此可见，概然律低的人与事写进文学作品中是可以的，但不应大量地、互相联系着进入文学作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相对特定的时空和特定的个体，小概率的事件一再发生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如果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就会对其现实性造成损害。即使这种现象真实地在现实中发生过，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也是如此。文学作品的现实性天然地排斥现实生活的偶尔性。因为文学作品的现实性是由读者对生活的认识判定的，而现实生活的偶尔性则是以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发生为标准的，二者之间并不一致。读者对生活的认识受其生活经历的影响，对于偶然性的事件认可度不高，即使他知道它曾真实发生过，但也不倾向于承认它的现实性。如著名的守株待兔的故事，那个农人拾到一只触树而死的兔子，但他后来天天在那里守候，兔子却不再出现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碰到一个类似如守株待兔的事件我们可以相信，但他总是碰到这种类似的事件，我们就不会相信了。雨果《巴黎圣母院》中埃斯梅拉达的遭遇也是如此。那些事件，从个案的角度看，都有可能发生，但纠缠在一起，先后发生在同一个人物的身上，可能性就不大了。即使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过，那也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亚尔西巴德所作的事或所遭遇的事”，属于个案，其现实性要得到读者的肯定，就会比较困难。因此，《巴黎圣母院》只能是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
由此可见，概然律低的事件并不必然违反可然律与必然律。现实主义作品可以描写概然律低的人与事，但这种人与事不应大量地进入作品之中。如果大量进入，就会影响作品的现实性品格，使作品带上浓厚的主观色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概然律低的事情发生频率低，不同类的低概然律事件相互联系着出现的情况更少。自然，文学作品不能与现实生活等同。但就现实性来看，读者对作品现实性的判断总是要以现实生活为参照系。现实生活中较少发生的事连串地出现在作品中，必然会使他们做出现实性不强的判断。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平凡的世界》的不足，正在于小说描写的人和事中，概然律较低的占了较大的比例。
概然律与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是相互联系的。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化是现实主义的重要创作原则与创作方法。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有机融合与统一，典型化是个性化和概括化的对立统一、相互渗透和转化。典型化的结果是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文学世界的形成。这个文学虚构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构成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它的现实性需要由人们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现实观来衡量，这其中，概然律必然会成为评价文学作品现实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典型化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它可以在概然律高的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当然也可以在概然律低的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在概然律高的现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典型化，其结果的概然律也必然会高，在概然律低的现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典型化，其结果的概然律必然会低。这当然会影响到它们现实性的高低。鲁迅的阿Q概括了当时无数中国人的性格特点，是建立在概然律极高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的典型化形象，其现实性也很强。相对而言，他笔下的狂人则是在现实生活中个别人与事的基础上的典型化，其概然律较低，其现实性相应也就较低，以至有些批评家认为这是一个象征主义的形象，不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进行考察。另一方面，概然律与文学作品的虚构性也不矛盾。因为一方面，文学虚构要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不能离开现实生活天马行空。在现实生活概然律高的人与事的基础上进行虚构，虚构出来的人物与事件的概然律也必然相应地高，其现实性也会相应地强。另一方面，强调概然律的目的主要是提高文学作品的现实性品格，也就是说，文学作品要提高自己的现实性，就必须多用现实生活中概然律高的人与事作为自己的素材；而虚构性指的是作家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两者其实并不在一个层面。
四、概然律与文学的现实性
强调概然律，并不是说概然律低的人和事不能进入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但有一定的前提与条件。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概然律低的人与事，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预示历史发展方向，或者显示人性的理想面的人与事。这种人与事由于走在历史发展的前面，或者表现了人性的理想面，因而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处于少数甚至是极少数。如封建社会，盛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自由恋爱是不被允许的，如果发生，则会被人鄙夷。《红楼梦》中，丫环司棋与表哥潘又安私下相恋，被凤姐等人发现，司棋与她的亲戚都遭到凤姐等人的冷嘲热讽。但男女自由恋爱是历史发展的方向，具有天然合理性，因此成为文学作品热衷描写的题材。如我国古代的《西厢记》《牡丹亭》等，这些作品以男女自由恋爱为主题，自由挥洒，获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这种类型的人与事因为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或人性的理想面，不会因为其在现实中发生的概率低而失去其价值，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自然也可描写并且将其作为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如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在当时的俄国，聂赫留朵夫这样的贵族是少见的，他与玛斯洛娃的故事在当时的俄国也比较少见。但他却代表了俄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代表了俄罗斯贵族的良心。因此被托翁作为其作品的主人公，他与玛斯洛娃的故事成为小说的主要情节。不过，即使是这种类型的人与事，现实主义作品在描写时也应注意三点：其一，不应专注于人和事本身，而应挖掘人与事背后所隐含的历史倾向与人性理想；其二，应该辅之以大量高概然律的人与事；其三，应该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来描写，讲究细节的真实。《复活》虽然以聂赫留朵夫和玛斯洛娃为主人公，以他们之间的故事作为小说的主要情节，但小说挖掘的，还是他们经历背后的历史趋势以及人性的亮点。小说对现实的描写十分真实，其他的人与事都是高概然性的。历史的方向与现实的描写紧密结合，这正是《复活》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种类型的低概然律的人与事只是纯粹地在现实中较少发生，既不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也不显示人性的理想面。比如高速公路上的车祸，人的突患重病，突然来临的死亡等等。在现实主义文学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类人物与事件。它们常被用来解决某些按人物性格或者事件逻辑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用来增加作品的悬念性与神奇性，或者用来表达一种无法避免的命定性和灾难感。但是，从现实性的角度考虑，文学作品描写这种类型的人与事的时候，一是不能太多，二是不能成系列地出现。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大量地成系列地描写这类人与事，则要注意两个方面：其一，不要将作品的基调定为现实主义，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其二，如果要将作品的基调定为现实主义，则应尽量地让这些人与事同人物性格、时代社会和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起来。如余华的《活着》，主人公福贵年轻时又*又嫖，后被龙二设下*局骗光了家产。父亲因此被活活气死，只有妻子家珍不离不弃。他决定发愤图强，但又因在给生病的母亲请郎中时被抓壮丁，进入国民**队。后被解放*俘虏，得以返乡，与家人团聚。土改时，他因无地被划为贫农。本以为可以从此过上安稳生活，但又连遭不幸。一家六口，儿子有庆献血救县长夫人，因抽血过多而亡；女儿凤霞因产后大出血去世；妻子家珍因患软骨病离开；女婿二喜在搬运时，因吊车出了差错，被两排水泥板夹扁；外孙苦根因生活艰难，吃多了豆子而被撑死，最后剩下他一人与一头老牛艰难过活。小说中人与事的概然律都很低。因为一方面人与事的发生发展都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另一方面，除了福贵年轻时因*输光了全部家产之外，人物的遭遇并不是其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作者从两个方面努力，使小说保持了现实主义的品格。其一，是将这些人与事与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社会现实、中国动荡变化的历史联系起来。这样，福贵因*博输了家产反而因祸得福，去为母亲请郎中却被抓了壮丁一去不返，有庆主动献血却因被过度抽取身亡，苦根因吃多了豆子而被撑死等，便不再显得突兀，至少，有了合理的解释。其二，是对现实的真实描写，详细的细节，详尽的过程叙述。比如小说对家珍去世过程的叙述，她先是因为软骨病而逐渐衰弱，后因凤霞的去世而耗尽活力，终于在凤霞死后三个月在床上去世。这一过程，小说写得十分详细，细节真实。这种详细、真实的描写冲淡了家珍遭遇的个别性与偶然性，使读者倾向于将其作为不可避免的现实接受。
由此可见，概然律低的人与事进入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可以的，但需要有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使作品保持现实性的品格。而人物与事件的概然律高的作品，则不需要这些前提与条件。一般地说，概然律与文学作品的现实性是一种正比的关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概然律高的作品，其现实性也强，概然律低的作品，其现实性相对而言也就要弱一些。比如《活着》，虽然作者采取种种方法，提高小说的现实性，但由于低概然律的人与事太多，《活着》的现实性仍然打了折扣。读者为小说所描写的人生苦难所震撼，为人物所表现出的面对死亡的平和态度而感动，为小说对“活着”本身的人生要义的哲理探讨而深思。但读者很难感同身受。因为小说中的人和事的概然律太低，现实生活中很难有一个人或一个家庭遭受如此多的意外，这样多的突如其来的灾难。读者认为《活着》所描写的，落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他们虽然为《活着》而感动，但不会为《活着》而担心，这实际上是对其现实性的一种变相的怀疑。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人物不应是完全的好人，也不应是完全的坏人，而应是有缺点的好人。因为只有有缺点的好人得到悲惨的结局，才能得到我们的同情与怜悯，并使我们恐惧和害怕，从而产生悲剧净化的作用。这实际上也牵涉到概然律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完全的好人和完全的坏人都很罕见，有缺点的好人才是芸芸众生的真实状态。悲剧选择概然律高的有缺点的好人作为主要人物，有利于提高作品的现实性品格。
这一点，只要把《活着》与鲁迅的《阿Q正传》、契诃夫的《第六病室》或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做一比较就清楚了。《阿Q正传》以农村流氓无产者阿Q作为主人公，通过阿Q形象的塑造，揭示了阿Q性格的核心——精神胜利法。《第六病室》中的拉京医生因同情精神病人，与之交谈，结果自己被关进精神病室，并因而丧命。小说通过这个故事写出了19世纪末的俄罗斯社会有或企图有自己思想的人的命运。《静静的顿河》以哥萨克农民格里高利在红*与白*、妻子与情人之间反复动摇的经历，描写了哥萨克人通过战争、痛苦和流血，走向社会主义的历程，揭示了战争与民族的苦难，肯定了和平、土地和劳动的可贵。三部小说在对现实的反映和细节的描写上也许并不比《活着》更突出，但三部小说所描写的人与事，在概然性上都远远高于《活着》。因此，它们有着更高的现实性品格，更能打动读者，使读者感同身受。《阿Q正传》陆续发表时，就有很多人惴惴不安，以为在写自己。年轻的列宁在读了《第六病室》之后因为恐惧而无法入睡，“觉得可怕极了。我在房间里待不住，站起来走了出去。我觉得自己也好像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肖洛霍夫因《静静的顿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在对顿河流域的史诗般的描写中，以艺术力和正直的创造性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一个历史阶段”。三部小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果，一个重要的理由便是它们描写的是概然律较高的人与事。《阿Q正传》着力描写的精神胜利法不仅在阿Q身上存在，在当时的中国人身上乃至整个人类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在现在的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静静的顿河》是顿河哥萨克的一部史诗性的作品，小说中的人与事虽是虚构，但却有着浓厚的现实基础。格里高利、阿克西尼亚等人物就是当时顿河哥萨克的代表。两部小说人与事的概然律都很高。而《第六病室》的主人公拉京是当时俄罗斯社会常见的普通人，他的命运是他的性格发展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第六病室》具有极高的现实性品格，能给年轻的列宁（当然，也包括其他读者）身临其境的感觉。人们不会觉得拉京被关进第六病室这种事情与自己无关，而是觉得这种事就像一把克利达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到自己的身上。就像鲁迅时代的中国人在阿Q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样，当时的俄罗斯人也在拉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就是拉京，时刻有可能遭到拉京的遭遇。
《平凡的世界》一共描写了十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其中完全没有结出婚姻之果的有两对，一对是孙少平和田晓霞，另一对是金波和一位不知名的藏族姑娘，其余八对，除了孙兰香和吴仲平、金秀和顾养民，不管幸福还是不幸福，都结了果。而即使是这两对，结出婚姻之果也是可以预期的。而只开花的两对，其爱情恰恰是现实生活中概然律最低的（当然，也是最感人的）。所谓“此事只应天上有，人间难有几回闻？”作者不让他们的爱情结果，是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原载于《学术研究》年第4期）
赵炎秋，男，年生，湖南邵阳人，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湖南师大外国语学院兼职教授，文艺学学科负责人，文艺学专业、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湖南“”人才工程第一梯队成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文艺理论学会会长，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