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之所以会出现有病的“坏皇帝”，症结就在于，集世袭制与终身制于一体的君主专制本身就是一个有病的体制，是应该被历史淘汰的坏体制。
一
年6月，中共中央公告，毛泽东因“年事已高且工作繁忙”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这条简短的消息引发了国人普遍的猜测与巨大的担忧：再伟大的领袖也有老病这道坎。五年以后，国门打开之初，有一本《病夫治国》畅销读书界。刚从“文革”噩梦走出的国人，最感兴趣的是其末章《周恩来-毛泽东》。据该书说，年，正当“文革”山雨欲来之时，毛泽东诊断出大脑血栓堵塞；其后，年复一年，“便被这种疾病所控制”。该书暗示，这种疾病容易导致患者“脾气变坏”，而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过错似与此不无关系。毛泽东与“文革”的内在宿命，原因未必那么简单，但该书考察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二十六位现代领袖如何在疾病状态下治理国家的，无非试图证明：“如果这些*治家身体健康的话，某些决定将是不同的。”（页）
《病夫治国》说得不错，“任何一位医生都可以和医学专栏作家或历史学家一样，对更好地认识历史事件做出自己的贡献。”（页）但倘若落实到中国古代史领域，问题却不乐观：“史学家大都不懂中医医理，而中医也不懂如何搜集和使用古代医学史料。”（王曾瑜《丝毫编》页）然而，《病夫治国》大陆初版三十年后，一位有医学背景的史学博士，在导师启发她阅读该书之后，豁然憬悟：“病夫治国现象，在医疗条件相当发达的现代尚且如此，更何况医疗水平相对不高的宋代。”（第1页）于是，发愿在宋史领域完成对疾病史与*治史的交叉研究，便有了这部《宋代皇帝的疾病、医疗与*治》（下称《皇帝病》）。作者发挥了自身横跨医学、历史两大学科的专业优势，“除了利用中医学理论对宋代皇帝病症进行排比分析，还特别重视利用现代西医学的成就，如内科学、外科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医学免疫学、医学统计学等理论进行论析”（10页），从皇帝的疾病联系到对*治的影响，为历史研究添加了一个解释层面，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尽管有了合适的研究者，史料仍是最大的考验。历代皇帝的疾病与医案，从来是宫禁顶级机密。宋高宗就曾下诏，凡是御用的汤药医方，“不许传录出外”。清代虽也如此，但宫廷医案基本存档，民国以后便渐为史家所用。反观宋代，不仅未见有皇家医案传世，甚至缺乏精准的记载，现有的片段也都附着于*治史料，而且往往讳饰失实。有鉴于此，著者通过对全部文献的搜罗考证，一网打尽了宋代君主的疾病史料，采取“倒过来做”的思路，即凭借*治史料的片言只语，再借助现代医理来反推或判断其病症真相。为了让研究拥有更坚实的基础与更广阔的视野，著者还统计了中国史上皇帝的寿命、疾病与死因，并据《宋史》立传人物统计出宋代上层男性的平均寿命。
二
《皇帝病》统计了有生卒可考的三百一十位中国皇帝，主要结论如下：其一，自杀与他杀等非疾病死亡的一百人，因病死亡的二百一十人，各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与三分之二。其二，在皇帝常见病中，排在首位的是中*（包括丹药中*、酒精中*、春药中*等），脑血管疾病与精神疾病分列二三位。其三，不计自杀或他杀的一百位皇帝，病故皇帝的平均寿命接近四十八岁。其四，从平均寿命的朝代曲线来看，秦汉皇帝最低，仅三十四岁；隋唐逐步上升到四十四岁；宋辽金君主四十八岁，与历代皇帝寿命均值相当，达到第一高峰期；元明有所下降，甚至低于隋唐的均值；清代攀上了最高峰值，平均五十三岁。
总体而论，宋帝群体的个体素质与文化修养，在历代算是排位靠前的。但从疾病遗传学来说，上天对天水赵氏却并不眷宠。宋代皇帝的平均寿命为四十九点七六岁，明显低于当时上层男性的寿命均值六十四点四七岁。难怪有论者撰文时，取了个抓人眼球的标题——《被疾病拖垮的王朝：大宋》（《天下》年第三辑，李寻、李海洋）。
现代医学界定的疾病，不仅指有病理变化的器质性疾病，还包括与精神因素相关的功能性疾病，乃至在心理、智力、性格上失常的病症。在赵宋皇族的遗传基因中，脑血管疾病与精神性疾病是挥之不去的二竖。北宋真宗、仁宗、英宗与神宗，连续四代都有脑血管疾病的严重症状：中风引起言语蹇涩，失语不言，甚至不省人事。南宋高宗晚年也有脑血管疾病，虽然那在他当太上皇以后。宋光宗似乎也有类似症状。《皇帝病》认为，宋代皇族多属A型性格，其自责严苛、脾气急躁的个性最易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躁性格也往往诱发血压升高，大大增加心脑血管病的发病几率（90、93页）。
在论及宋代君主精神性疾病时，《皇帝病》指出，自雍熙北伐失败，两宋诸帝先后恐辽、恐夏、恐金、恐蒙元，可谓一脉相承，既形成了心理定势，也影响到性格遗传，这与宋代皇帝的精神病主打恐惧症是互为因果的。但也有学者认为，狂躁症与忧郁症（即恐惧症）实为赵宋宗室精神性疾病的不同表现。狂躁症主要症状是“小不如意就狂怒异常，以致杀人放火。而且是间断发作，不发作时头脑清醒”（刘洪涛《从赵宋宗室的家族病释“烛影斧声”之谜》，《南开学报》年六期）。有一则史料也曾引发过笔者的联想。史载，宋太祖“惑一宫鬟，上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寝刺杀之”。这种暴戾之举，与赵匡胤一贯为人大相悖逆，泄露出他身上也有狂躁杀人的隐性病灶。
作为印证，还有宋太宗长子赵元佐的“狂疾”。他突然听闻叔父赵廷美被其父迫害致死，“遂发狂，至以小过操挺刃伤侍人”，后一度好转，但有一次其父没让他出席重阳诸王宴，便“发忿被酒，夜纵火焚宫”。他在真宗朝病情稳定，活到了仁宗初年。考察太祖与太宗后裔，这种“狂疾”一再呈现显性状态：太祖之孙赵从谠“射杀亲事官”，禁闭别宅竟自刭而亡；太宗曾孙赵宗说也酷虐地“坑杀女仆”，闭锁幽死。
当然，在同一精神病者也会出现狂躁与抑郁交替发作的“双相障碍”。最明显的就是宋光宗，先是忧惧成疾，禅位后或嗔骂，或恸哭，竟至抡臂怒殴自己的皇后，显然属于狂躁症，最后成为“疯皇”。
除了困扰赵氏宗室的两大遗传病，宁宗与度宗的低智商也是心照不宣的宫廷秘密。宋宁宗有消化功能紊乱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