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一个深夜，凌晨4点，正是月上中天、万籁俱寂的时候。
突然，一声尖叫撕破了家住南京某小区的胡女士的睡梦。胡女士意识到，那是住在隔壁房间的母亲发出的。
她赶忙蹬上拖鞋来到隔壁房间，结果刚一开门，一把菜刀便迎面劈来，自己头上顿时血流如注。
黑灯瞎火加上高度近视，胡女士看不清来者何人，只能看到一个挥舞着菜刀的黑影。那晚，胡女士的丈夫到单位值班，家中没有男人，胡女士直觉可能是家中进了歹徒。
为了保护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胡女士硬撑着与黑影缠斗在一起，奋力夺下了菜刀。随后，黑影退出了房间，胡女士赶快拿出手机准备打电话报警。
岂料，黑影马上又从厨房冲了出来，手里拿了另一把刀。胡女士只得再次拼尽全力与黑影对抗，奋力将黑影推出门外，关门的时候，锋利的刀刃还直往门缝里追进来。
胡女士用身体顶住门，反锁。打开灯的一刹那，满屋的血迹惨不忍睹，年迈的母亲已经不省人事，年幼的女儿赤脚站在地上无助地哭泣。
胡女士赶忙报了警，接着联系上丈夫让他赶紧回家。丈夫回到家看到满身是血的一家人，惊慌不已，与此同时，他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家里少了一个人。
原本跟母亲住在同一个房间的保姆，不见了。
夺命保姆
警察和医生赶到后，将身受重伤的医院，经过积极抢救，两人逐渐脱离生命危险。
随后，警方在小区周边展开初步勘察，凌晨四点半，指挥中心传来消息：有人拎着刀投案自首。
警方立刻赶到现场将其抓获归案，此人正是在胡女士家消失不见的那位保姆。
得知凶手竟是自己家的住家保姆，胡女士和丈夫惊愕不已。在自己家人心中，保姆一直是一个朴实勤劳的农村妇女，该做的活儿都会麻利地做完。自己家平日也待她不薄，体念她家境贫寒，回乡探亲时都会多给她发元补贴，还会给她年幼的儿子购买玩具……
她怎能恩将仇报？看她砍人时刀刀下死手的样子，是欲将他们全家除之而后快，怎能不让人胆颤，怎能不让人心寒？她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行凶疑云
警方连夜对保姆进行审讯，在问及为什么要对雇主家痛下杀手时，保姆答道：我听到她们母女两个在阳台上说要杀我，他们要在我饭里汤里下药，等我中*没有力气了，再掐死我。
警方对保姆的回答大惑不解，胡女士一家家境优渥，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体面的职业和身份，如果对保姆不满，大可解聘了事。下*害人，不像是这家人会做的事。
于是，警方联系了保姆的丈夫。保姆的丈夫在山东打工，接到警方电话，马上赶到南京。他说，事发当天凌晨确实接到了保姆的电话，声称自己砍了人，但以为是她做了噩梦说的胡话便没放在心上，直到又接到家中另外一个亲戚的电话通知，才相信确有其事。但对于保姆的行凶动机，自己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保姆曾经跟他说过，雇主一家待她十分亲厚，在十年前便开出了每月三千元的高工资，工作内容也清闲，只用带孩子，饭都不用做。他实在想不通，保姆为什么会突然对雇主家痛下杀手。
医院苏醒后回忆起事发前的反常细节。她说，事发前几天保姆曾说自己会饭后腹泻，为此，胡女士的医院化验检查。胡女士还发现保姆会经常喝凉水，自称是为了排*。当时，胡女士以为可能是地域饮食习惯不同，没有深思。事发当天，保姆穿着外套不肯睡觉，还曾三番五次推开胡女士屋门，声称想要坐在胡女士脚底下。胡女士虽然疑惑，但仍未放在心上，关上门径自睡下。结果当夜就发生了惨案。
就在众人对保姆的行凶动机百思得不得其解的时候，看守所传来消息：医院抢救了。
精神鉴定
在看守所的第五天，保姆出现脑疝，危及生命，医院抢救。
一个前两天还持刀行凶的人，怎么会突然病重呢？
警方透露，保姆进入看守所之后，行为举止越来越反常。总是疑心有人要谋害她，怀疑自己的饭菜里被人下了*，五天来没有吃过一口饭。同时，她每日大量饮水，喝下的水量超出了人体所能承受的极限，导致体内钾元素大量流失，逐渐神志不清，陷入昏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水中*”。
事情到了这一步，警方逐渐有了思路——保姆是否有精神疾病？
警方一边对保姆进行司法精神鉴定，一边开始走访调查。
结果不出所料，保姆曾在年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当时的典型症状就是被害妄想，总是幻听、幻想，疑心别人要谋害她的性命。症状是在七年前生产小儿子之后产生的，产后的她整夜失眠，晚上总是盯着窗外，疑心有人要拿刀砍她。随后，症状更加严重，开始抱着孩子在马路上到处乱跑。家人这才重视起来，医院进行强制治疗。一年后，保姆病情逐渐稳定出院，恢复正常生活。后来，为了供养孩子上学，开始外出当住家保姆。
丈夫说，保姆虽然有精神病史，但从来没有过暴力伤人的倾向，所以从未把砍人之事和精神病联系起来。
司法精神鉴定的结果验证了警方的猜想——保姆患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处于发病状态，无刑事责任能力。
根据我国刑法“二阶层”理论，一个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有两个：一是客观违法，二是主观有责。
客观违法是指，行为人客观上实行了被刑法所禁止的行为，比如保姆持刀砍人。主观有责是指，行为人对违法行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不具备责任阻却事由，应当对违法行为负责。
对主观有责的考察，主要就是看行为人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是否能够辨认、控制自己的行为。而对精神病人来说，他们在行凶时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事，同时也不清楚自己行为的后果，最重要的是，他们处于精神失控状态，无法控制自己不去行凶伤人。
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定的，不负刑事责任。
根据精神鉴定结论，保姆案发时处于精神分裂状态，将免于刑事处罚。
家属维权
这个结果对胡女士和家属而言犹如当头一棒：家人为什么不能对她负责呢？如果放到社会放任自流，不是给社会造成危害，给别人的家庭造成危害吗？我们不相信她是一个完完全全没有一点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她应当赔偿她应该承担的责任。
赔偿？谈何容易。
保姆的丈夫深知雇主一家为人宽和，差点遭受灭顶之灾，他深感愧疚：“人家花了那么多钱雇你，结果受了这么大的罪，人家打我骂我我都认。”事发后，尽管家境困窘，他还是遍借亲友，东挪西凑了2.3医院。胡女士一家不接受，他便将钱交给警察。
胡女士和母亲的伤情鉴定结果显示，胡女士母亲的伤情达到九级伤残，且乃年事已高，伤后护理需格外留心。而胡女士在事发前刚刚因肺癌做过手术，此番受伤使她不得不中止化疗，病情急剧恶化，已出现肺积水症状。两人共花费各项治疗费用三十万余元。
2.3万元的赔偿，对三十余万元的医疗费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胡女士一家无论如何无法接受。
痛定思痛后，他们突然想到，需要对惨案负责的，可不止保姆一家。
事发前三个月，胡女士是从某家*公司将保姆带回家的。根据相关规定，家*服务从业者不能患有精神疾病。她相信家*公司的专业水准能够为把好职业准入关，为保姆的服务质量做担保，为此，她还花了元信息费。
而家*公司却说，按照行业规范，他们只需要保姆提供身份证、上岗证和健康证三项证明，健康检查里也只包括胸透、妇科、肝功能三项。法律并没有要做精神疾病筛查的规定。如果家*公司需要为此担责，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任何一个单位的职工因精神疾病行凶，都可以归责于人才市场和中介公司呢？
况且，保姆上岗前已在公司培训一周，并没有发现精神疾病征兆；胡女士一家不是也说，在事发前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吗？这充分说明保姆的精神疾病具有高度隐蔽性，而他们已经尽了合理的注意和审查义务，不应再对惨案负责。
法院判决
双方各执一词，只能对簿公堂。
在法庭之上，家*公司并不能呈出保姆上岗所必须审查的健康证。法官据此判决，家*公司对保姆的健康状况没有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
而保姆的病历档案显示，在事发几天前，保姆家属医院取药。所取的，正是精神疾病治疗药物。这充分说明，保姆的精神疾病已经出现反复，而她本人及其家人对这一点是明知的，却选择了对雇主隐瞒。
根据法律规定，虽然精神病患者没有刑事责任能力，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其家属应当对其尽到看护义务，不应放任其对社会安全造成威胁。对精神病患者造成的侵权后果，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综上，法院判决保姆一家应当赔偿雇主各项费用共计10万余元，家*公司赔偿4万余元。
对于这个结果，各方只能无奈接受。
对保姆一家来说，虽然对雇主满怀愧疚，奈何实在家境贫寒，对于所要承担的巨额赔偿，就是砸锅卖铁也无法拿出。当初，正是因为家庭负担较重，保姆为了给孩子攒学费才外出打工。保姆精神病稳定之后，也是为了省钱，才不得已停药，由此造成日后病情反复。所以，虽然接受法院判决，但对赔偿也是有心无力。
对胡女士一家来说，共计十四五万元的赔偿也只够填补各项支出的一半。最重要的是，原本平静美满的家庭遭此横祸，胡女士近乎毁容，对患癌的身体造成二次伤害，日后病情如何发展还是未知数。而母亲本是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年纪，却被砍伤眼睛和手臂，落得九级伤残的下场。一家人精神和身体的双重伤害，岂是金钱能够抚平的？
而对家*公司来说，不管是法律规定还是行业规范，都没有对保姆上岗前的精神病筛查作出明确要求。对于保姆考察，公司已经层层筛查多加注意，甚至岗前培训一周，尽到了能力范围内的所有注意义务，实在无法发现异常。承担连带责任，实属飞来横祸。
对此，有专家表示，为了避免这种法律风险，一方面精神病患者的家人应当对其严加看管，避免其对社会安全造成威胁。另一方面，家*公司应当在上岗之前让保姆去心理门诊做心理测评，筛查潜在的精神病患者。而对雇主来说，要想避免风险，可以绕开中介机构，选择从专业的家*服务公司聘请雇员制保姆。在这种模式下，保姆先作为员工与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雇主再与家*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如此一来，家*公司对保姆的行为便要%负责，未来出现的所有法律风险，均可由家*公司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