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哈尔科夫凌晨四点的枪炮声震醒了酣睡中的乌克兰人，也撕破了世界维持已久的和平面目。
两周后，尽管冲突双方各执一词，但联合国已确认至少有1,名平民伤亡（人死亡，人受伤）。
数字之下，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死亡总数或许会被记录在案，但数字本身并不会告诉后人，在这场冲突中，在面对死亡的威胁时，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恐惧、无助和悲伤。
我们希望记录那些选择留下来的人们，一家生活中遍布着无数个看似日常的却透露着绝望的时刻。
在一位肿瘤医生的座右铭里，“医院是不可被进攻的，而且永远是安全的”，但在乌克兰，道路被切断、病人断药断氧、救护车被毁……
大部分人无家可归，医院里甚至没有多的病床可以容纳他们，他们穿着单衣、席地而睡，因为在这里，有机会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冲突中，炮弹击中一个又一个生命；医院里，医生和病人们达成一种隐形默契，尽可能在战火纷飞、炮身连绵的罅隙里，在藏身的防空洞与地下室里，竭力抢救一个又一个生命。
有超万乌克兰人正在逃往邻国，火车上坐满了老弱妇孺，但也有少数人选择留守。离开，是为了自己和家人活命；留下，是为了救更多人的命。
并不是所有病人都能承受得起逃亡的艰辛，但当癌症、透析、新生儿患者离开其赖以维持生命的设备，当孕妇在感染风险极高的地下室分娩，当氧气站被炸，当炮弹落到救护车旁,当药品和医疗物资供给中断……并没有人能回答，逃亡和留下，哪一个生还的可能性更高。
自凌晨的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医生们便握紧了手中的柳叶刀。
这，也是他们的战场。
“救护车被炸，病人无法到我们面前了”
弗拉基米尔·沃伊特科VolodymyrVoitko：
（当地时间3月5日下午15：20）
弗拉基米尔，32岁，居住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医院的胸部肿瘤外科医生。弗拉基米尔留着络腮胡子，脸上常保持着医生特有的镇定笑容。过去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他的大部分时间被手术、放化疗排满，日常管理着多个患者。冲突发生后，医院居住。然而，医院不远处时常响起的炮火声，让这位竭力保持冷静理性的医生感到日益疲惫。当我们问：你愿意与我们聊聊当下在发生什么吗？时隔一天，他回复我们：当然，我4个小时后给你打电话。冲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情况并不好。
我很疲惫。中午刚刚做完一位肠外伤病人的手术。她只有29岁，被送来时大出血，大概流失了8升血。医生们先稳住了她的病情，止住出血，然后才做完了手术。女孩很年轻，在这样的时局下，只希望她能慢慢好起来。
医院叫做“医院”，它原本有一个很美好的寓意，但最近这片土地似乎失去了神灵的庇佑。
在基辅，这算是医院了，有多张床位，基本涵盖了所有的专科。医院看不了的疑难杂症，就送到我们这儿。
我是一名胸部肿瘤外科的医生，土生土长的基辅人。医院总共有三栋楼，我们科室在外科楼。冲突发生前，这里每天的手术量大概在30~55例左右。
△医院创新心脏外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称：弗拉基米尔（右一）是乌克兰最年轻的胸外科主任。
冲突爆发后，没有人能对炮火声、街区上的爆炸视而不见。医院里，我们想尽力营造稳定的状态和情绪。不想把慌乱再带到这个地方来。
几乎所有的外医院住。大多数医生把家人送离了基辅，送去了更安全、更和平的地方。
然后，医生自己选择留在基辅，医院继续工作。我也决定留下。
我们外科大夫，基本24医院里，偶尔会有1~2个小时外出，有时候是去医院咨询同行，有时候去市场上买一点东西。医院正常运转，努力维持原貌，把冲突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如果说一点影响都没有，那是假话。
救护车，最意料之外的是救护车。
冲突不可避免地蔓延到了平民，有一次，我们的救护车爆炸了——还怎么转送病患？还有什么方法？
在当下的基辅，运送病人唯一的办法就是靠救护车，医院特别依赖这唯一的安全方式。但现在，如果救护车也不安全了，这将非常可怕。
所以，你明白了吗？你知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了吗？最大的问题就是：患者无法到我们面前了。
当然，我们也缺医疗设备、缺药品，人手不足，但当下，这些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输送患者，转送病人。
当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老师告诉我：
“医院是不可被进攻的，而且永远是安全的。”我们都觉得医生、医院、救护车至少是安全的，因为无论何种灾难，医生都需要救人。
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救护车和医生也会受到威胁——这几乎打破了此前我的认知。当下发生的事，与我们多年来接受的教育完全相违背。我无法接受这件事，一想到，心里就很难过。
我们真的想帮助更多的人。结果，现在因为无法转送，最大的问题成了缺少病人，医生竟然在灾难面前，缺少病人——这听起来不荒谬吗？
我们只能在现有条件下想办法。冲突爆发后，医院间的联系多了起来。如果医院或者某个地方有需要我们救治的病人，大家会互相联系，医院。
也有志愿者在支援药品，虽然，目前看来传输还是很难。
冲突开始前，我们外科每年的接诊量大概在人左右，医院而言，大约有10万左右的治疗人次。我的病人大部分都是长期管理的是癌症患者，全年需要我手术治疗的患者有多人。
我很愧疚。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冲突爆发之后，我做的手术并不多，集中在了创伤手术。
癌症患者的治疗也受到影响，化疗还能勉强维持，更多其他类型的治疗因为缺乏合适的药而暂停，放疗也只能暂时完成之前那些患者的治疗。我平日里照顾的那些癌症患者，他们只能去国外继续治病。
我现在管理的病人中，老年人占多数，最大的86岁，最小的只有6个月。
抱歉，我需要去看一下病人，我们下次再联系。
当着医生的面，她自己拔了管
在弗拉基米尔所在的医院里，冲突的爆发，落在每个体身上，衍生出了无数条不同的分界线。分界线前，医生每天上班、下班、回家；分界线后，医院。分界线前，患者不安却充满期盼，等待治疗；分界线后，患者为一场可能永远无法达成的手术，而日渐绝望。医院本就是一个充满特殊情绪的场域，在疾病面前，人的情绪更敏感，也更易感到彷徨、不安、焦躁。冲突发生后，院墙外的炮火声，暗暗把这些负面的情绪推高，勇气也在看不见的地方消弭。医院里，人们试图维系这个群体的脆弱情绪平衡，刻意隐藏这些心底的坏情绪。每个人在各自吞咽心底的苦难。直到弗拉基米尔告诉我们，一位60岁的女士自己拔了管……灾难会把人拖入绝境，也会成为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分水岭。
年初，医院接诊了一位60岁的女性。她此前感染了重型新冠肺炎，又进一步引发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从医院转过来时，肺部已完全纤维化。
对于新冠感染者而言，只有极少数人，会出现不可逆的肺纤维化，继而危及生命，她不幸是其中一个。
转到医院前，她接受了两个月的输氧治疗，但没能挽救她的肺。到后来，输氧治疗的效果也不太好了，同行们找到医院帮忙。
我看过很多肺部，也做过很多肺部手术，但是她的肺部情况太糟了，几乎完全没法使用，只能有做肺移植这一条路，才能保住性命。
在等到合适的肺移植供体前，我们需要通过股动脉和静脉的插管后，开始使用ECMO给她提供持续的体外呼吸。
连接了ECMO后，她的状态一度逐渐好了起来，这让我们好几个科室的医生都很振奋。移除了尿管后，她的意识逐渐清醒起来，偶尔还能勉强站起来走一走。真的让人激动。
△60岁的女士，在ECMO后坐起来活动。医院医生拍摄。
在50天的ECMO中，一切都很稳定，各项测试指标也很好。我们把她列入了肺移植等待名单中的最高优先级“1A”的序列之中。
两个月，每个人都提着一口气，就希望把她治好。她自己也很积极、很乐观，尽力配合医生的所有治疗方案。
突然，冲突开始了，所有计划都被打乱，坏消息也再没停过。
氧气，没有氧气。先是因为运输困难，医院的氧气储备都在快速耗尽，卡车没办法把医院。
紧接着，是轰炸，一轮轮的轰炸，医院自己的制氧机也被毁掉了。
但她需要氧气。我们只能同时连接两个快用光的氧气罐，为她集中供氧。
这位满头白发的女士的意识，始终非常清醒。连续的轰炸声，又怎么能瞒过她？她每天目睹外面轰炸的场景，听着隆隆的炮声，不管是完成肺移植的希望，还是氧气供给的希望，都在一点点变淡，直至虚无缥缈。
终于在一天，在她听到的人生中最后一次警报声后，她主动拔掉了自己股动脉和静脉的插管。然后跟医生说：“我不想再看到、再经受这么多了。”
昏迷前，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故意这么做的。”
我们努力救了两个月的患者，医院里选择自杀，离开了自己的丈夫，离开了正怀着孕的女儿。我没有去跟她的家属见面，不敢想家属又会经受些什么。
经历着这件不幸的事，同事们的沮丧无法消化。有医生愤怒地质问：谁来负这个责任？
是的，谁来负这个责任？
照料病人时。
子弹击中了她身边的一扇窗户
莱西娅·莱西西亚（LesiaLysytsia）是基辅市Okhmatdyt医院的眼科医生。冲突爆发第二天，她与同为医生的丈夫带着两个女儿（2岁和5岁）医院。医院，莱西西亚每天与孩子见面的时间只有1小时。她无法向孩子解释现在发生了什么，也无法告诉她们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去公园玩耍。莱西西亚必须离开孩子们所在的地下室，到地面上做手术。一次，子弹击中了她身边的一扇窗户，玻璃碎了一地。她每天需要服用镇静药物才能睡着。因为冲突，这家乌克兰最大的医院被迫将患者人数从人减少到人，并不断向境外转移患者。莱西西亚颧骨很高，有一头浅棕色的长发。她Facebook主页的封面照片上，有一座盘旋上升的螺旋形楼梯，通向一扇蔚蓝色的圆形天窗。天窗像一颗眼睛，俯视着众生。冲突爆发后，生活变得诡异、畸形。医院周围的枪炮声一直断断续续。
我和丈夫尽力在混乱中找回日常秩序，像从前一样按时起床、洗漱、吃早餐，然后开启一天的诊疗工作：联系患者、上传病例、做手术，晚上到地下室陪孩子们玩。
△医生和她的两个女儿。
我们尽可能不去阅读新闻，却又忍不住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
我们本打算一直医院帮助患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坚定有些动摇了。如果事态更加严峻，我们就必须要考虑撤退到欧洲的计划。
9天来，医院。医院的多条道路被毁，现在只有保安和志愿者们帮忙接送患者、运输医疗物资和食品。为了保密，我不能告诉你保安和志愿者的数量。
常规手术早已暂停。我们只能挑选更紧急的患者做手术，医院每天大概能做40多台手术。之前哈尔科夫有几位患者和我预约了手术，但他们无法前来。如果两星期内，这些孩子不去就医，之后很可能需要移植眼球了。
目前，重症监护室已经搬到了地下室，地面一层设置了紧急创伤病房和手术室。轻症患者被送到乌克兰西部，甚至更远的波兰、意大利、德国和法国。
△一些病人搬去地下室。
地下室是最安全的地方，轻症患者呆在那里，我的两个女儿也在那里。志愿者们轮流值班看孩子，带他们做游戏、上课，仿佛与地面是两个世界。
志愿者们带来很多糖果。我和丈夫之前不允许孩子们吃太多糖，但现在只能破例，有一天，她们甚至吃了麦当劳。
两天前，一阵恐慌突然降临。我止不住地幻想我们和孩子的未来，我想过带着她们逃跑，甚至干脆一家人服*自尽，一死了之，不要再过这种生活了。
睡眠变得支离破碎。我必须服用镇静药物才能睡够5个小时，勉强撑起第二天的工作。
我的大脑无法停止思考，因为不知道下一颗炸弹会在什么时候爆破。我们每天都在与无法预料的事情战斗，我们感到自豪，也感到挫败，更多的则是疲倦，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
我们把沙子倒进麻袋、放在街上
祈祷战火晚一点到来
瓦伦蒂娜·伊万诺夫娜ВалентинаИвановна：
（北京时间3月3日21：00）
瓦伦蒂娜·伊万诺夫娜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年，她曾前往中国，在兰州大学担任乌克兰语外教。她居住在阿赫特尔卡市郊，这座城市位于乌克兰东北部边境的苏梅州。2月25日起，阿赫特尔卡市多次遭到炮击。医院院长朋友，2个月前刚刚生下自己的儿子，医院为更多产妇手术。瓦伦蒂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