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已》中，顾佳对刚怀孕的钟晓芹说了一番话：
“当妈之后，你最大的感受就是憋屈，憋屈在一个叫妈妈的头衔里，什么身材走样，什么情绪变化，都不是最糟糕的。是我出月子的那天，我忽然发现，顾佳已经死了，活下来的是许子言的妈妈。我时常在想，他什么时候能快点长大，能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处理自己的情绪。把我还给我。”
相信很多有过生育经历的女性对此都很有共鸣。其实生育对于女性乃至夫妻双方的影响不止于此。这让我想起了之前我们在《中国心理学前沿》曾发表一篇关于生育如何影响父母的身心健康的综述文章，分享给大家。
生育对父母身心健康的影响:
生理、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视角*
窦东徽胡元洁刘肖岑
生育行为涉及生理条件、经济水平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对个体的身心健康有重要影响。除了生育子女带来的直接的身体伤痛(妊娠并发症、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等)以及短时间角色转变和家庭结构改变带来的综合性的生理心理不适(如产后疲乏和产后抑郁)之外，经济因素(如父母经济地位变化、子女结婚花费等)和社会文化因素(如“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母凭子贵”以及隔代抚养等)也会对生育后父母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未来研究主要方向应聚焦于性别和文化差异、从生育行为三维度(时间、性别和个数)的分析、现代社会对生育文化的冲击以及改善父母身心健康的举措。
生育;身心健康;经济因素;社会因素
孩子是父母最大的快乐和悲伤的源泉。许多父母认为抚养孩子是他们生活中最幸福、最令人满意的事情之一，也是最有压力和最具挑战性的事情之一[1]。学界对“生育对父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一主题的探讨遵循三种模式：第一，在父母和非父母间比较相关指标；第二，考察在转变为父母的过程中，父母心理指标的变化；第三，比较了父母和孩子在一起时的情绪和情感体验和在其他活动中的体验[1]。无论哪一种模式下，得到的结论都表现出复杂性和不一致性。例如，在父母—非父母的比较模式下，有研究发现，父母报告的幸福感低于非父母[2]，而另一项研究的结论则相反[3]；在转变为父母前后比较模式下，有研究表明，在怀孕期间和孩子出生后，生活满意度会提高，但在2年内会恢复到孕前的健康状态[4]。然而，其另一项表明，随着个人压力和婚姻压力的增加，新父母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后感到增加的幸福感在第一年内就会消失[5]。还有一项元分析发现，孩子出生后，父母报告的生活满意度先升后降，但积极情绪总体是上升的[6]；在活动比较模式下，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按积极体验排序，儿童保育在16项女性日常活动和18项男性日常活动中的排名都靠后或居中(12/16，9/18)[7]。然而，另一项研究则发现，与其他日常活动相比，父母照顾孩子时的积极体验更强[3]。
对先前研究结论的梳理可以发现三点问题。第一，有关生育对父母的影响的研究忽略了生理因素，缺乏对身心健康的整合考量。另一个相关的问题，缺乏对生育对父母身心健康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区分。生育包括“生”(分娩)和“育”(抚养)，前者往往对生育主体造成直接的生理心理影响，而后者则涉及更多社会互动过程。第二，造成先前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是各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不同，而影响结果的控制变量，大多与社会经济地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个体收入等经济因素有关[8]，因此，结合经济因素的考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生育影响个体身心健康的机制和路径。第三，先前这些研究结论的得出基本上是基于西方被试的群体，同时，这一领域的综述类文章也以西方国家研究成果为主，缺少中国地区的研究样本。中国社会特有的一些文化观念和习俗，如“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母凭子贵”、彩礼和嫁妆、帮子女照料孙辈等，使得适用于西方人口生育问题的成本效用理论在理解中国人的生育行为上并不具备充分的解释力[9]，之前在无子女老人的心理健康状态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了中美群体的差异也为此提供了侧面的佐证[10]，但尚未涉及具体机制的说明。
总之，生育行为作为生命史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决策[11][12][13]，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拟全面梳理生育对父母身心健康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重点补充中国相关研究结论，并将生理、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的视角贯彻其中，以便深入理解生育对于父母健康的影响及机制，为改善和提升为人父母者的身心健康提供依据和参考。
生理视角
生育对身心健康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女性身上。除了危重的妊娠并发症以及产后疾病外，正常分娩对女性产后身心健康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盆底肌损伤带来一系列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产后疲乏和产后抑郁。
1.1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
盆底肌肉(PelvicFloorMuscles，PFM)是一群封闭骨盆底的肌肉，支撑着子宫、直肠和膀胱等盆腔脏器，对维持盆腔脏器一般生理状况和功能有特殊意义。盆腔功能障碍性疾病(PelvicFloorDysfunctionalDiseases，PFDS)因盆底支持组织薄弱引发的盆腔器官位置或者功能异常，主要表现包括尿失禁、粪失禁、盆腔内器官脱垂、盆腔疼痛等。一方面，在孕期雌激素的作用下，盆底肌胶原蛋白纤维松弛，同时受到不断增大的腹部对其长期的压力，使其处于失衡状态；另一方面，分娩(尤其是自然分娩)过程中，胎儿在经过产道时对盆底肌造成剧烈的撕扯和牵拉，均易导致产后妇女受到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困扰。它虽不威胁生命，但严重干扰患者的社交活动，对个体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全球范围内有40%到60%的成年女性受到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困扰[14]，我国也有40%的成年女性受其影响[15][16]，并且随着年龄增长有患病率增多和患者症状加重的趋势[17][18]。
1.2产后疲乏
产后疲乏(Post-partumFatigue，PPF)是一种无法抗拒的筋疲力尽的感觉，伴随着个体的体力劳动及脑力劳动能力低于正常水平[19]。这是一种病理性的多维度的表现，使女性感到消极、不舒服、不能发挥正常作用[20]。Giallo等发现在分娩后第一年会有70%的女性发生产后疲乏，18个月后，仍有52%的女性在产后疲乏中[21]。引起产后疲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22]。生理方面，产后伴随着失血、体重丢失、内部器官的变化以及伤口修复等正常生理变化，会引起产妇更多的疲惫感。病理方面，贫血、感染和甲状腺功能障碍是三种常见的产后病症，疲乏是贫血的一个主要症状，尿路感染的女性会抱怨疲乏，疲乏也是甲状腺功能障碍的表现。心理方面，产后产妇面临着角色的转换，照料婴儿是一项日复一日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比如，婴儿每天8到12次的哺乳以及无数次的换尿布等，并可能带有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尤其对于胆汁质和抑郁质气质类型的产妇[23]。此外，生活方式、婴儿照料的难度、睡眠、社会支持等环境因素也是引起产后疲乏的因素之一。赵梨媛医院名产后6周复查女性调查显示，有产褥期疲乏症状的占56%，其中轻度疲乏占34.5%，中重度疲乏占21.5%[24]。
1.3产后抑郁
按照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产后抑郁(PostpartumDepression，PPD)，是产褥期发生的抑郁，其表现包括悲伤、沮丧、哭泣、易激惹、烦躁甚至自杀或杀婴倾向等，与一般的抑郁相同，主要临床表现按严重程度排名前五位为自责、失眠、焦虑、悲伤和哭泣[25][26]。产后抑郁是一种较为严重的产后心绪低落，会给产妇和婴幼儿(情绪、智力和行为)的身心健康、夫妻关系、家庭及社会功能造成损害，严重者还会导致精神病的发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Josefsson等[27]对瑞典名产妇的调查发现，孕期抑郁的发生率为17%，产后发生率为18%，产后6到8周发生率为13%，产后六个月发生率为13%。张颖[28]医院例产妇的调查发现，重度抑郁占0.84%，中度抑郁占14.6%，轻度抑郁占19.4%，抑郁发生率34.9%。由于测评标准、时间、方法和样本等的不同，我国产后抑郁的发生率在7.3%到25.8%之间[26]。甚至新生儿父亲也会患产后抑郁，部分产后抑郁父亲会对妻子大打出手。在这样的家庭里，配偶患产后抑郁的风险增加，子女日后患精神疾病的风险增加。国际范围内，新生儿父亲产后抑郁的发生率在1.2%到11.9%[29][30]。赖敏华等[31]在年10月至年2月对北京某医院位新生儿父亲的调查发现，其产后抑郁的发生率为7.4%。
经济视角
诸多关于父母身份(特别是父亲)的研究都显示，有子女的父母有着更低的婚姻满意度和更高的抑郁症比例。尽管有关无子嗣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发现，无子嗣与老年人的焦虑和抑郁正相关，但是在控制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有无养老金等经济变量后，这些相关便消失了[8]。这预示着经济因素能够影响生育和父母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最直接的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地位变化、择优培育和养老回报以及父母为子女成家的花费。
2.1经济地位的变化
生育可能通过改变父母劳动供给影响劳动报酬，进而对父母身心健康造成不同影响。生育对父母劳动力的供给的影响体现出两个方面的效应。其一是专业化效应(specializationeffect)，即子女的出生使妻子投入更多的时间到家庭生活，丈夫投入更多的时间到劳动力市场，这种专业化分工取决于丈夫和妻子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对报酬和在家庭生活中的相对生产力[32]。另一种效应是家庭投入增加效应(homerelativetomarketintensityeffect)，即子女的出生同时需要父母投入更多的时间到家庭生活中[33]。
对女性来说，这两种效应都预示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更少的时间投入和报酬率。生育子女不仅带来直接的身体损伤和负面的心理情绪，而且长期照料的负担也更多由女性承受。一方面，这使得女性不得不减少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供给；另一方面，“心力交瘁”也使得女性更难有较好的工作表现，进而可能有较低的单位劳动回报率。因此，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比男性更有优势，与此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更没有优势。Angrist和Evans[34]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家庭的实证研究发现，对于已有两个孩子再增加第三个孩子的已婚女性，相比于其他已婚女性，她们的劳动供给显著减少；但是孩子数量与丈夫的劳动供给没有关系。他们估计这种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将一直持续到子女13岁。张川川[35]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同样发现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以及在业女性的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显著降低农村已婚女性工作时间投入，但对农村已婚女性是否参加非农就业和非农就业女性的工资没有影响。於嘉和谢宇[36]基于同样的数据，发现生育对我国女性工资率有显著负面影响，每生育一个子女会造成女性工资率下降约7%，即所谓的“生育代价”。这种负面影响随着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变大，并且在高教育程度、从事管理与职业技术工作和在国有部门工作的三类女性群体中更为显著。
对于男性来说，这两种效应的预测结果是相反的。一方面，子女的出生意味着更大的经济需求和抚养压力，由于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对优势，他们需要工作得更多以及提高单位劳动回报率，来提高报酬水平。另一方面，他们同时也要付出更多到家庭生活中。Lundberg和Rose[37]对美国家庭的研究支持专业化效应在男性的劳动供给中占主导地位。他们比较了出生于年前后的两组已婚男性，发现成为父亲显著提高了男性的单位时间的报酬率和每年的工作时间，并且相比于生女孩，成为男孩的父亲，这种劳动时间和劳动报酬率的提高更显著。
从资源理论的角度来看[38]，父母的劳动供给会影响其在家庭中的相对经济地位，通常相对经济地位决定了其在家庭事务中的决策权，尤其对于低收入群体。通常妇女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