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enartKodre
译者：喀琅
1.引言对于人类学广泛的研究领域，其最普遍的定义是对人类自身的研究。这个定义显然回避了什么东西仍然可以作为客体被解释的问题，亦或是人类学的主体的问题，无论是一个特定民族的亲属系统，或不断系统化的人类进化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仿佛漂浮在诗歌和陶器之间的广阔时空。然而，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不能被简单地搁置一边，因为人类学认识论的本质在于它的答案，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人们对于“何为人”的共识。
在许多关于人性本质的定义中，一个人必须在那些更符合或那些不符合个人世界观的之间的定义之间，做出一个困难但总是完全主观的决定。这样的选择就像通向未知的信仰之跃。笔者选择语言和言语行为作为人类最普遍的、同时最独特的特征，它在最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区别。
用计算机语言的严格形式写出所有带有文字游戏的诗是不可能的；最终的结果将毫无意义。这里所指的语言不仅仅是一个传递信息的简单编码系统，就像其他动物也有的那样，而是一个在其本质上必然展示出它所表示的东西和表示方式之间的不一致或裂隙的编码系统。正是这种意义的纯粹潜在维度造就了诗歌和对日常交流的所有误解，一些人认为这对于人类来说是及其关键的。虽然语言的目标在严格意义上讲总是没有抓住重点，但我们仍然设法解读其他主体试图说什么，甚至他没有说出的东西。科西嘉岛的一个谚语表现了这一点：“话虽然说出口了但总感觉少了什么”。这种误解只能通过相信对方没有撒谎，且他没有说的是永远不能完全说出的真相，来进行事后解释。这也是一种信仰的行为。当赫尔墨斯同意成为宙斯的信使时，他承诺永远不要说谎，但也不说出全部真相。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重新利用克里猎人（北美印第安人的克里族）的故事：
猎人来到蒙特利尔，在法庭上就他在新詹姆斯湾水力发电项目附近的狩猎地的命运作证。在描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后，他接受了宣誓，但他犹豫了一下：“我不确定我能说出真话...我只能说出我仅知道的”。
这种基本信念，与言语行为一致，必须假定一个意义的担保者的存在，在拉康派精神分析的话语那里，这个担保人就是大他者（thebigOther）。
只要人类说话，精神分析就与人类学有关。更有甚者认为，人的想法和他说的一样多。毫无疑问，这种逻辑中心主义是一种极端的认识论立场，已经被海德格尔所占据，对海德格尔来说，语言是“存在之家”。
语言对于博厄斯文化人类学的早期传统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对爱德华·萨丕尔，他和本杰明·李·沃夫一起提出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聚焦于语言相对性和语言决定性的原则。对萨皮尔来说，语言是文化的基础，是通往意义世界的大门，这是语言的本质。个人、他对世界的感知和他的具体行为都是由他/她的文化语言来定义的。
爱德华·萨丕尔（～）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这种对语言至高无上的信念、专横和对言说主体（speakingsubject）的影响，可能构成了一个在精神分析和一些制度化的人类学思想学派之间的必要交汇点。那么人类学和精神分析究竟是如何遭遇的？2.人类学和精神分析：第三类接触它们之间的最初接触是弗洛伊德的“人类学练习”《图腾与禁忌》，虽然这本书被认为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卓越的简化，但如果以一种特定的、结构主义的方式阅读，它仍然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将个体心理学和社会文化现象联系起来。这种对于弗洛伊德和他的著作的特殊解读彻底改变了精神分析理论，并影响了其他社会科学。就像我们有弗洛伊德的、经典的精神分析传统，另一方面，也存在对于它的衍生解释，作为语言-结构主义者（linguo-structuralist）的拉康派精神分析，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们也有两种不同的人类学理论与精神分析的遭遇。人类学的第一批研究，完全或部分地吸纳了对弗洛伊德概念严格的、描述性的解读：从博厄斯到玛格丽特·米德的学生们、本尼迪克特（虽然后者从未使用过弗洛伊德语的术语）到马林诺夫斯基以及他对特罗布里亚群岛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