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新近出版的性伦理论著中，冯·艾伦菲尔斯区分了自然的性道德和文化的性道德这两个概念。自然的性道德指的是：帮助人类种族持续保持身体健康和生命活力的伦理系统。而文化的性道德指的则是:能促使人们更为专注、更富有成效地参与到文化活动中的性伦理。将一个民族的基本成就和文化成就做对比，就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区别。接下来，我将引用冯·艾伦菲尔斯的论述，并对他的思路做出进一步评价。当然，我的引述将仅限于与我的研究相关的部分。假如文化的性道德占据了主导地位，个体的健康和活力将很可能遭到损害。假如这种损害使得个体的牺牲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就将从侧面影响文化终极目标的实现。冯·艾伦菲尔斯证明，今天在西方社会占据正统地位的性道德其实存在着一系列的硬伤，尽管他完全承认其对文化的高度促进作用，但也仍然认为这种性道德亟须改进。当今盛行的文化性道德，其实是将从前对女性的禁锢强加到了男性的性生活中，从而将任何不符合婚姻制度和一夫一妻制的性行为视为禁忌。但考虑到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人们又往往未能对男性的出轨行为施以到位的惩戒，从而容许了针对男性的双重标准的存在。但一个建立在这种双重标准之上的社会，就必然无法在“从求道、真诚和人性”的道路上寻找到特定的标杆，从而迫使其成员不得不去掩盖真相、粉饰事实，甚至不惜自欺欺人和欺骗他人。
文化的性道德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当人性和健康需求使得生态选择已经在文明人群中几乎丧失功效的时候，对一夫一妻制的过分追捧，使得本来尚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改善人类种族体质的“性选择”也遭受到了阻力。在论述文化的性道德的危害的时候，冯·艾伦菲尔斯漏掉了一点，其意义正是我们接下来要仔细研究的。我认为，在当今社会中迅速蔓延的焦虑情绪，也恰恰是因此而起。有时候，个别精神病患者会向医生提及其真性情和文化要求之间的对立，并暗示这就是其痛苦的根源：“我们一家人都有些焦虑，因为我们不满足于自己的出身，想要变得更好。”同样，医生也常常在临床观察中发现，正是那些生长在淳朴、粗野的家族，有着简单、健康的社会关系的父辈，在从乡间进入大城市后，急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其子女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文化层次，从而沦为焦虑人群。总之，精神病医生们已经明确地将“人们的日渐焦虑”与“当今的文化生活”挂上了钩。这两者的相关性，只需参考几位杰出观察者的言辞就不难得出。w埃尔伯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此前所提到的造成焦虑的因素确实在现代生活中成倍放大，这也就能解释为何人们的焦虑感日渐增强——只要匆匆瞥一眼当代人的生活及其构成，就不难给出肯定的答案。”仅仅是从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中，我们就不难看出端倪：新时代的杰出成就，各个领域的发现与发明以及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下所取得的进步，无不来自伟大的心智努力，这也是成功的必由之路。生存竞争对个体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唯有全力以赴，才能觅得一线生机。同时，个体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有了全方位的提升，一股前所未闻的奢靡之风正在四处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丧失宗教信仰，乖戾之气、贪婪之风也正在人群中盛行开来。各式各样的交往不胜枚举，遍布全球的通信网络和电话线彻底改变了商业和交通的方式：一切都变得更为匆忙，夜晚被用于差旅，白天被用于谈判，哪怕是所谓的‘休养之行’，也能将一个人的神经系统折磨得疲惫不堪。与从前相比，大型的*治、工业和金融危机正在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引起不安。人们越来越普遍地参与到*治生活之中：*治、宗教和社会争端，**争执，选战以及无休止的朋*之争使人头脑发热，精神越来越焦躁，也剥夺了原本用作休息、睡眠和静养的时间。大城市的生活越来越精致，也越来越喧闹。虚弱的神经不得不借助更强的刺激和更重的口味来获得安宁，其实也无非是在饮鸩止渴。现代文学最关心的是那些炙手可热的话题，为求满足人们的激情和感官享受，不惜漠视一切的道德准则和理想。它们塑造了一些病态的人物，将性心理变态、反叛等问题摆到读者面前。我们的耳边充斥着各种嘈杂、喧闹的音乐，令人一刻不得清闲；戏剧作品则用夸张的表演，力求俘获人们的一切感官。造型艺术也未能免俗，偏爱表现那些令人厌恶、丑陋、易引起骚动的事物，甚至不惜用最令人反感的方式将现实中最丑恶的东西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寥寥数语之间，包藏在当今文化发展中的重重危机已经显露无余。稍加留意，便可发现更多的细节。”宾斯万格(Binswanger)认为：“人们曾以为神经衰弱是一种现代疾病，哪怕是首次对神经衰弱的病症作出概述的贝尔德(Beard)也以为自己在美洲大陆上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特有的精神疾病。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但一个美国医生凭借其丰富的经验首次概括这种疾病特征的这一事实，也许恰恰就能表明现代生活与这种疾病之间的紧密联系。科技领域的巨大进步超越了社交生活的一切时空阻碍，对金钱和名利无休止的追逐也为这种疾病的诞生推波助澜。”冯·克拉夫特-艾宾认为：“当今许多文化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健康，焦虑正在以致命的方式在人群周围蔓延开来，这种危害往往首先作用于人们的大脑。”
过去几十年间，在文明社会的*治和社会领域，尤其是在商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生了许多改变，人们的工作、地位和财产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是以牺牲人们的神经系统为代价的: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和经济需求，人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精力，却得不到足够的休息。
类似的这些言论虽非谬论，但却并不充分，因为它们非但没有解释神经障碍现象的所有细节，还忽视了其最为重要的病灶。如果我们将语焉不详的“焦虑”放在一边，只看精神疾病的具体表现，就不难发现文化所强加给人们的文化性道德，实际上抑制了文化人群(或文化阶层)的性生活，这也是文化所给人类带来的最大损害。我曾在一系列专著中论证了这一观点，在此不再赘述，仅摘录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借助细致的临床观察，我们可以将精神疾病分为两类，即真正的神经机能症和所谓的精神病。对于第一类患病人群来说，无论其患有的是生理还是精神障碍(症状)，其本质表现都与中*无异，大致是因为某种神经素过剩或缺少引起。这类神经机能症多被看作是神经衰弱，只可能由性生活的负面影响诱发，而并无遗传因素可循。其发病的形式与性生活受损害的形式密切相关，往往仅凭临床上的症状，就能逆推出其性生活上的病灶。但在这类病症和前述的文化的负面影响之间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由此可见，性生活因素才是导致这类疾病的根本原因。而对精神病来说，遗传的因素显得更为重要，其病灶也更不明显。通过“精神分析”研究，不难发现这类症状(歇斯底里、强迫症等)其实都是由心理因素引起，其实是(被压抑的)潜意识在作怪。精神分析还能帮助我们了解潜意识的症结，让我们明白这些行为的背后其实都有性的意味。它们其实是未能得到满足的人们发泄性需求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因此，性生活受到损害，性行为遭到压制，性目标被迫转移，才是精神病的致病源。尽管我们已经从理论上区分了*素性和心因性神经机能症，但也必须注意到，这两类因素往往同时出现在大多数精神病患者身上。那些已经准备好与我一道在性生活损害中进一步探索精神病病灶的人们，也必将同意下文的论述，与我一道在更宽泛的层面上探讨人们日趋焦虑的原因。通常而言，我们的文化是建立在克制本能欲望的基础之上的，每个人都被要求放弃自己的一部分财产、权力、侵略性和报复欲，从而完成公共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财富积累。正是生存的需要以及由性爱所衍生出的家庭感，促使每个个体做出了牺牲。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这种牺牲具有进步意义，也得到了宗教的认可:人们放弃些许欲念，作为供奉给神明的献祭，由此得到的公共财富就是“神圣的”。那些一意孤行、不愿就范的人，就是社会的“罪人”和“叛徒”，除非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杰出本领足以将他们包装成“伟人”和“英雄”。人类的性冲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各种性冲动——因为有研究指出，性冲动其实是由多种元素和各类部分冲动组成的——比其他大多数高等动物更为强烈，持续得也更久，因为它已经几乎彻底摆脱了其他动物性冲动的周期性特点。它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对象可以发生转移，却不会从根本上发生强度的减弱，这就为文化行为提供了巨大的能量来源。这种用一个与性无关的目标去替换原始的性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保留两者之间的心理关联的能力，被称为升华作用(Sublimierung)。有些性冲动可以被转移，从而表现出其文化价值；而有些性冲动则十分顽固，它们不愿被用作他途，有时甚至不惜一反常态来相抗。每个人原始的性冲动强弱因人而异，因此其可被投入到升华作用中去的份额也各不相同。我们可以这么认为:首先，一个人的机体决定了有多少性冲动能被用于升华作用:此外，来自生活和心智发展的影响也会促进更多的性冲动份额发生转化。但就像在机器的机械运动中热能不可能百分之百得到转化一样，性冲动也不可能无限地被转移。对于大多数机体器官来说，一定程度的直接性冲动是必要的，而如果这部分性冲动得不到满足，就会对人体造成功能性的损伤，给人带来主观的不快，直至将人拖入病态。而一旦我们认识到，人类性冲动的产生并非出于繁衍生息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取一定的愉悦感，一切便又豁然开朗了。性冲动的萌芽在孩提时期就已存在，孩子的快感并不仅仅源自性器官，还来自其他身体部分(快感区)，他们往往还执着于某一个区域，甚至不惜放弃其他快感来源。我们称这一阶段为自体享乐期，并在教育过程中力求限制这一阶段的持续时长，因为在这一时期逗留过久，会影响随后对性冲动的控制和转化。随着人的发育，性冲动逐渐从自体享乐转为对象之爱，原本具备自主性的各个快感区，也开始为具备生殖功能的性器官让位，沦为其附属品。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性冲动因其对生殖无益而受到了排挤，在理想状态下，这部分性冲动正好可以被升华。那些所谓的反常性冲动受到压制，恰恰成了文化行为的最大动力源泉。参考性冲动的三个发展阶段，我们也可以将文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性冲动不以生殖为目的，完全不受拘束；在第二阶段，一切不为生育服务的性冲动都受到束缚；而到了第三阶段，则只有合法的生育才能被允许成为性目标。我们当前的文化性道德，就是第三阶段的产物。假如我们以第二阶段作为参照，就不难发现，有一些人的机体并不能完全满足这一阶段的要求。在从自体享乐经对象之爱再到性器官结合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人的性冲动发生了偏离。这种病态的发育，也最终生成了两类有害的反常现象，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化使然的性发展，这两者既可互斥，又能共生。第一类人是各式各样的性反常者(那些性欲过于旺盛的人除外)，他们的性目标仍然停留在自体享乐阶段，本应起主导作用的生殖器官反而未能及时上位。第二类人是同性恋人群或性倒错者，不知何故，他们的性对象从异性转移到了同性身上。只有这两类有害的发展障碍减弱到了低于常人预期的水平，正常的性冲动才得以成形，性生活也才会趋于正常。在这一过程中，有一部分性冲动的组成元素被排除在外，而事实证明，性倒错者和同性恋者身上这些多余的性冲动成分，往往更适宜于升华作用，转化为文化的果实。然而，如果性反常和同性恋表现得更为强烈，或是成了一个人的全部，那就会使其载体丧失其社会功能，乃至心生郁结、闷闷不乐。哪怕是第二阶段的文化要求，也会成为这部分人痛苦的来源。因此，这一异类人群的命运也各不相同，一切都取决于他们身上性冲动的强弱。如果另类的性冲动较为弱势，性反常者就可以彻底压制住内心那股有违其所处的文化阶段的道德要求的愿望。但哪怕是在这种理想状况下，这切也耗尽了他们的全部精力，使得他们无从分身，无力再从事文化活动。可以说，这种内耗使他们丧失了对外活动的能力。这些人几乎可以说是我们之后所能见到的第三个文化阶段中的禁欲男女的翻版。一个人反常的性冲动如果十分强烈，那就只有两条可能的出路。第一条路毋庸多言，这些人坚持自己的反常性取向，并为此承担一切偏离自身文化层次的后果。第二条路则要有趣得多:在教育和社会规范的影响下，这些人也将得以克制住自身反常的性冲动，但克制得并不彻底，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成功之处在于，受阻的性冲动将以另种方式被宣泄出来;然而哪怕是换了一种宣泄渠道，其对于个体而言同样是有害的，从长期来看，甚至还不如一开始就对其放任自流。因此克制性冲动就产生了替代现象，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焦躁，或是精神病——由此看来，精神病患者就是一群违心地去适应了文化要求的影响，痛苦地压制了内心的欲望，竭尽全力地为文化的形成添砖加瓦的人，他们为此殚精喝虑，因此时不时地会显露出病态。尽管如此，我还是把精神病看作是性反常的隐形表现，因为性反常的倾向就算已经被压制，也还是会在潜意识的压迫下流露出来。而从本质上看，它与显性的性反常现象其实并无区别。经验告诉我们，每个人的承受力都有一定限度，一旦超出了这一范围，其体质就无法再适应文化的要求。有些人过于苛求自己，承受的压力超过了限度，反而患上了精神病。要是他们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日子就会好过许多。性反常和精神病本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要观察一个家庭中同代人的表现，这一观点就能得到证实。在男孩是性反常者的家庭中，男孩的姐妹往往是精神病患者。尽管身为女性，她们的性冲动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但她们的发病症状却与性欲旺盛的兄弟几乎无异。同样，许多家庭中的男子身体健康，却被社会所不耻，被人视作伤风败俗的另类;其同辈的女子体态端庄，举止优雅，却十分神经质。我们这个社会要求所有人遵循共同的文化准则，有些人的体质可以让他们轻松过关，有些人则要为此做出很大的精神牺牲，这本身就是极不公平的。好在有些道德准则一再被人漠视，这矛盾才并未凸显。我们迄今为止的观察都适用于假定的第二个文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那些所谓的性反常行为是遭到严格禁止的，而正常的性交则并不受限。我们发现，即使这样划分自由和受限的性行为，仍有一些人会被视作性反常而无法融入社会，另一些人虽然努力摆脱性反常，却也并未成功，反而变得有些神经质。如果我们将对性自由的束缚和文化要求进一步提升到第三个层次，仅仅允许合法婚姻内的性行为，其后果也就不难想象。天生性冲动强烈的人会与文化的要求公然叫板，这方面的人数必然会成倍增加;同样，那些天性软弱的人夹在文化影响和内心抗争之间难以自拔，直至患上精神病，这方面的人数也会大幅增长。为此，我们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a)第三个阶段的文化向个人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b)被允许的合法性满足能否补偿其他性行为遭到禁止所带来的损害?c)这种可能给人带来损害的禁欲行为，在何种程度上能为文化所用?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就必须说说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禁欲。我们的第三个文化层次要求每个人在两性通婚之前保持禁欲，如果辈子不结婚，那就只能禁欲一辈子。许多权威人士认为禁欲不难，也对人无害，甚至不少医生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事实上，要去克制性欲这种强烈的愿望，而非顺其自然地去满足它，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非易事。只有少数人可以借助升华作用实现这一点，将性冲动从性目标转移到更高层次的文化目标上:即便是这些人，也并非时时刻刻可以成功，至少在精力旺盛的青少年时代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多数人则变得有些神经质，或者做出一些让健康受损的事情。经验表明，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本身都不适应禁欲。那些在性限制相对宽松的低等阶段就表现出不适的人，在我们今天的文化性道德下就只能患病更早也病得更重，因为一旦一个人的正常性生活因先天不良或发育受阻而面临威胁，最好的补救方法就是性满足本身。而更糟糕的是，一个人越是陷入精神病不可自拔，就越难做到禁欲，那些在正常发育过程中本应发生转化的部分冲动，也就越难被抑制。即便是那些在第二阶段的文化要求中游刃有余的人，也会大量出现神经质的症状，因为性满足越是受挫，其精神价值就显得越高。淤积的力比多会寻找性生活的薄弱环节，以病态的方式寻求精神上的替代性满足。知晓这种精神症状局限性的人，也就不难得出结论:正是当今社会对性行为的种种限制，才导致了精神病症的频发。现在我们再来研究第二个问题，即合法婚姻中的性行为能否弥补婚前禁欲的损害。绝大多数资料都对这一问题持否定态度，在此我们仅作简要的摘录。也许我们还记得，哪怕是婚内性行为，也受到了当前文化性道德的束缚，因为夫妻双方被要求尽可能少生孩子。因此，夫妻性生活美满的时间仅有几年，中间还要扣去出于保护女性健康的原因，必须禁止性生活的日子。在三到五年后，婚姻就无法再完全满足夫妻双方了。无论是何种避孕措施，都会削减性交带来的快感，使夫妻双方无法获得最微妙的感受，甚至直接引发疾病。夫妻间的百般柔情，甚至是两性间心灵上的相悦，都因为害怕性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而消失殆尽，也令双方开始逃避当初一夜激情后的责任。在大多数的婚姻中，夫妻双方会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失落的作用下，重新陷入婚前的境地，被迫克制和转移自己的幻想和性冲动。要一个壮年男子做到这一点，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哪怕是在最严酷的性道德束缚下，男性依然会绞尽脑汁利用好每一点性自由，哪怕这些行为只是得到了性道德的默许或是无声的抗议。当今社会中盛行的双重性道德标准，就是最好的佐证:我们这个社会制定了这样的规范，但本身就不指望它们能得到严格的执行。而且经验也表明，承担着繁衍后代重任的女性，其与生俱来的升华能力也是有限的。起初，襁褓中的婴儿还能被当作她们性对象的替代品，但随着孩子的长大，对婚姻的失望无处释放，她们终生难免被严重的精神病缠身。在今天的文化现状下，婚姻早已不是能够消除女性精神痛楚的万能药了。尽管作为一个医生，我们依然建议患有精神病的女性尝试着结婚，但其实我们心里也明白，一个女孩只有足够“健康”，才能经受住婚姻的考验。为此，我们也强烈建议男性客户们不要迎娶在婚前就已显现神经质的女性。婚姻使人焦虑不安，而抵御这种不安的最好方法就是出轨;但一个女性所受到的家教越严，越把文化的约束当回事儿，就越害怕踏上这条道路。她们被夹在内心的欲望和自身的责任感之间难以抽身，最终只能以变得神经兮兮收场，因为唯有疾病才能保全她们的美德。婚姻只能短暂地、略带敷衍地满足当代年轻人积攒已久的性欲望，且不能持久。说它能弥补婚前禁欲的损害，简直就是无稽之谈。文化的性道德会给人类带来伤害，然而即便是同意这种观点的人，在面对第三个问题时，也许还会辩称:被受限的性行为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人毕竟还是少数，由约束性生活所带来的文化收益，或许要比给人带来的痛楚要大得多。我自认没有将这其中的得失算得一清二楚的能力，但大致估计一下害处还是可以的。回到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禁欲的话题，我不得不说，禁欲除了会诱发精神病，还有其他的恶果。即便是由此引发的精神病，也一直未能得到全面而系统的评估。我们的教育和文化总在试图延缓人们的性发展和性活动，这本身并无害处，而且考虑到如今受过教育的青少年开始独立谋生的年龄越来越大，这似乎还是极为必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我们的文化制度紧密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此做任何细小的改变都要冒很大的风险。超过二十年的禁欲，对于青年男子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即使不令他们变成精神病患者，也会给他们带来其他的损害。有人说，与强烈的性冲动做抗争，强调精神生活中伦理和美学的力量，会有助于磨炼一个人的意志。对于少数天纵奇才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与性冲动的抗争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而不幸的是，在青少年时代，一个人的全部精力本应被用到在社会上谋求一席之地上。不仅是每一个个体在可能的升华作用和适当的性活动之间摇摆不定，不同的工作性质也有不同的影响。例如，很少有艺术家能做到彻底禁欲，而不问情事的年轻学者却不在少数。通过节欲，后者可以为自己的研究省下更多的精力;而艺术家的灵感则往往来自其性生活。一般来说，我不认为禁欲可以造就精力充沛、独立自主的行动上的强者，具备原创精神的思想家，或是无畏的解放者和改革者。更多的情况下，禁欲只能产生一些顺从的弱者，他们终不免泯然众人，被迫接受强者的摆布。在禁欲的过程中，性冲动十分顽固，总要伺机做出反抗。我们文化教育的目标，是在婚前暂时压制性冲动，婚后则对其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但有时候，对性冲动的压制过于极端和强烈，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重获新生的性冲动反而会对人造成持续的伤害。因此，对于青年男子来说，在青少年时期完全禁欲，并非是最好的选择。有些女性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倾向于在爱慕自己的人中间选择有过性经验的男子作为配偶。而婚前严格禁欲对于女性的伤害，则更为显而易见。我们的教育为了打压女子婚前的肉欲，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它不仅禁止婚前性行为，大肆宣扬保全贞操的重要性，还刻意使得正在走向成熟的少女对自己将要承担的角色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禁止一切不能导向婚姻的爱情冲动，竭力防止她们接触到来自外界的诱惑。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即使少女终于被父母允许恋爱，她们在心理上也没能做好准备，往往带着一种不安的状态步入婚姻的殿堂。她们的爱情功能被人为地设置了延时，在满腔热血的丈夫面前，她们的表现注定令人失望。在精神状态上，她们依然是父母的附属品，父母对性冲动的压制具有权威性，这种威严仍然令她们诚惶诚恐。在身体行为上，她们会表现出性冷谈，这也就使得丈夫无法获得高质量的性享受。我不知道在没有文化教育的地方，是否也有性冷淡的女性存在。也许有，但这类人肯定也是在教化中生成的。这些在性生活中感受不到愉悦的女性，往往也不太愿意怀孕生子，或是在生育时表现出更多的痛苦。就在她们为了走向婚姻洁身自好的时候，婚姻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等到她们彻底摆脱了这种束缚，重新赢回了爱的能力，与丈夫之间的裂痕却已经无法修补了。因为之前的屈从，她们不得不在忍受性饥渴、出轨和患上精神病之间做出选择。从一个人的性行为中，往往能看出他的处世原则。一个会对自己的性对象穷追不舍的人，在追寻其他目标时大致也会如此。那些经过深思熟虑克制了自己的强烈性欲的人，在生活中也会表现得谦让、畏缩而非主动。这一点，在女性身上就有最好的例证。尽管她们有着很强的求知欲，我们的教育不允许女性站在理性的角度去研究性问题，并吓唬她们说，对性知识的渴求是道德败坏的表现，绝非淑女所为。这样一来，女性就变得倦于思考，对于知识也提不起太多兴趣了。这种思想的禁锢不仅局限于性的范畴，也蔓延到了其他领域，这一方面是因为性与生活之间不可割裂的关联，另一方面可能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人们在宗教问题上，也很难自由思考，温顺的臣子很难摒弃愚忠一样。在他有着多处前后矛盾的书中，莫比乌斯认为处理心智工作和性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女性的“生理弱点”。对于这种说法，我着实不敢苟同。相反我认为，许多女性智力上的发育滞后，正是由性压抑所造成的思想障碍引起的。在以上关于禁欲的讨论中，对于禁欲类型的区分还不够细致。禁欲大致可分为两种:禁止一切的性行为或是仅仅禁止与异性之间的性交。许多自鸣得意的禁欲者，他们的禁欲其实是借助手淫或其他一些类似的性满足行为实现的，这与孩提时代自体享乐期的性行为密不可分。正是因为这层关联，这些获取性满足的替代行为绝非无害。如果性生活向着幼儿时期的性行为发生退化，就容易诱发各种精神病和心理障碍。同时，手淫也不能完全满足文化性道德的要求，它使得年轻人与教育的理想目标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本来是他们通过禁欲所力求避免的。此外，手淫还会从多方面惯坏一个人的性格。首先，如果一个人不用经过努力和付出，就能轻而易举地达成性目标，那么根据性行为处世原则，这对于其性格的养成是极为不利的;其次，在伴随着手淫出现的性幻想中，一个人往往会把自己的性对象抬高到一定的高度，而要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类似的性对象却并非易事。难怪作家卡尔.克劳斯在维也纳的《火炬》(Fackel)杂志中曾经掉转枪头，不失幽默地说:和手淫比起来，性交只是一种不完美的替代品!一方面，文化对禁欲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禁欲目标的实现的确存在着客观的困难。为此，人们将禁欲的重点放在了避免两性性器官交合上，甚至不惜半推半就地默许了其他形式的性行为。既然正常的性交遭到了道德的穷追猛打一一由于性病传染等因素，卫生学也加入了追打的行列——那么两性间那些用其他身体部位来取代性器官的反常性行为就应运而生，其社会地位也日趋重要。这类性行为不像夫妻间偶尔换个花样，其实是十分有害的。从道义上讲，这类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它们将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从件严肃的事情变成了一个零风险、无须全身心投入的享乐游戏。此外，如果正常的性生活变得困难，同性恋的数目就将大大增加。除了那些天生的同性恋者和在孩提时期受环境影响成为同性恋的人外，又将有一大批人由于在成年时期原欲的主要流向受阻，被迫另辟蹊径。禁欲这些意料之外却又无法避免的后果，彻底颠覆了其为婚姻做准备的本意。而从文化的性道德看来，婚姻才是一切性追求的唯一目的。所有受手淫或其他一些反常的性行为的影响，将原欲释放到了正常渠道之外的男子，在婚姻中或多或少会表现出性能力不足。而那些用类似的方式保住童贞的女子，在婚内的正常性行为中也会表现出性冷淡。如果男女双方的性能力从一开始就被打了折扣，那一段婚姻恐怕就难以持久了。一次猛烈的性经历原本可以帮助女性摆脱教化所致的性冷淡，但如果男性的性能力不足，那女性自然就得不到满足，也就只能继续保持冷谈。而对于这样的一对夫妻来说，避孕也较正常夫妻来得困难，因为性能力较弱的男性往往不能忍受避孕措施的使用。一旦婚姻陷入这种窘境，性交就会成了一切问题的根源。而一旦放弃了性交，婚姻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我在这里并没有夸夸其谈，而只是忠实地叙述了一些临床上常观察到的现象，这一点肯定会得到内行人士的赞同。常人恐怕难以置信，在当今文化性道德的笼罩下，夫妻中性能力正常的男子越来越少，患有性冷淡的女子却越来越多，婚姻对于这些人来说是一件多么绝望的事情，原本令人热切向往的婚姻之乐，却遍地难寻。之前我已经说过，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被迫在精神病中寻找出路;接下来我还要说说，这样的婚姻对于子女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初看之下，这或许与遗传有关，但仔细研究后我们不难发现，都是对孩子幼年强烈的影响在起着作用。患有精神病的女子在自己的丈夫那儿得不到性满足，就会将自己对爱的需求转嫁到孩子身上，对他们百般呵护，倍加宠爱，这恰恰造成了孩子的性早熟。父母间的糟糕关系又在孩子的情感生活中掀起波澜，使他们在过早的年纪过于强烈地感受到了爱、恨和嫉妒。孩子的性欲望被早早唤起，而严格的家教又绝不能容忍任何性行为，两者之间的矛盾集于孩子一身，这已经足以使孩子终生面临被精神病折磨的危险。现在我又要回到我之前的观点，即人们一直未能对精神病给出全面而系统的评估。当一个人患上了精神病，家属们往往会漫不经心地把他抛在一边，一些大言不惭的医生还会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做几周冷水疗法，再安心静养上几个月，病就可以痊愈了。这只是一些庸医和门外汉的看法，他们的这些空口之词，顶多只能给患者带来短暂的安慰。众所周知，一个慢性的精神病患者，即便没有彻底丧失生存能力，也难免不能承受生活的重负，其所处的境地与肺结核患者或是心脏瓣膜病患者并无两样。如果有人以为，精神病只是令一小部分弱者失去了从事文化工作的能力，大多数人只要付出一些主观上的痛楚，就可以继续从事文化工作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要特别强调，精神病无论出现在谁身上，只要它一直存在，就会一直挫败文化的目标，扮演与文化作对的精神力量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无法做到弃车保帅，最终只能是一无所有、为自己在日益增多的精神病面前的软羽表现付出惨重的代价。举个常见的例子，一个女人在结婚后并不爱她的丈夫，因为无论是在结婚时还是在婚姻生活中，她都找不到爱他的理由;但与此同时，她所受的教育又要求她必须爱她的丈夫，因为这才是婚姻的意义所在。为此，她必须压制自己内心的所有冲动，违心地不去说出真相，甚至还要使出浑身解数，扮演一个温柔、顺从、体贴的妻子。如此这般自我压抑得久了，她很容易就会患上精神疾病，并很快就会在她所不爱的丈夫身上寻求报复，给他带去同样的不满和苦恼，其后果恐怕比坦陈事实还要严重得多。这个典型的例子充分展现了精神病的可怕力量。除此之外，压制那些并非直接与性相关，却与文化作对的冲动，往往也会适得其反。例如，有的人想要刻意地去压制自己性格中过于激进和残暴的一面，想要做一个大善人。可是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与自己性格做斗争耗去了他的大部分精力，使得他无从分身，他所做的善事，恐怕比正常的时候还要少。我们还要明白，对性行为的限制，会大大增加一个种族的生存焦虑感和死亡恐惧感，从而影响每个个体享受生活的能力，打消他们为某个目标英勇献身的积极性。这一切都会直接表现在人们日趋减弱的生育愿望上，这可能直接导致一个民族在未来被除名。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为文化的性道德做出了如此多牺牲，这真的值得吗?何况今天的我们还没有彻底脱离享乐主义，谁都不愿意平白无故地献出自己的一部分快乐，来为文化发展的目标服务。作为一个医生，提出这方面的改革方案并非我的职权所在。我能做的，只是在冯·艾伦菲尔斯研究的基础上，罗列出文化性道德的种种劣迹，指出它与在现代人中蔓延开来的精神病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证明: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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