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后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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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1/6/27 2:53:00

CharlesMelman:法国著名拉康派精神分析家,精神科医生,拉康弟子,国际拉康派协会(ALI)创立者,曾是巴黎弗洛伊德学派(EFP)教学主任和学派杂志Scilicet主编。现任《拉康派杂志》(Larevuelacanienne)和《精神病学法语期刊》(JFP)主编。本文摘自《拉康派临床》(Lacliniquelacanienne,该期刊发行于巴黎、纽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年第1期。

我认为在婴儿早期存在一个生命阶段(在其出生后的几个月),这个阶段尚未得到充分地研究。在这个时期,婴儿在与母亲的关系中所体验到的有机体类的享乐(jouissancedetypeorganique)——从根本上说,纯粹的有机体的享乐是通过有机体的紧张形成的,这种紧张能够由母亲的介入和在场而得以消除——与进入到语言的秩序所带给他的东西处在冲突之中,我们知道这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发生了,并且有可能在他对声音的音调和节奏足够敏感的胎儿时期就已经出现,而这点早已得到证实。因此,这种有机体类的享乐的方式与进入到语言的秩序所带来的东西之间产生了冲突,这本身就包含了他对最初所体验到的享乐(我们知道这个享乐是被母亲所支撑的)的放弃。

在婴儿那里有一种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由于母亲的过度慷慨在他身上所引起的紧张,另一方面——与当他在面对这种“过度”时所感到的困难是共存的——是对于进入到一种绝对的缺失中的恐惧。而这在很早就被弗洛伊德极好地觉察到了——我们知道,通过对他孙子玩Fort-Da游戏的观察,他向我们描述了有名的线圈故事——也即是说,一种既能使客体消失又能保证它会返回的乐趣。随后,温尼科特很好地理论化了被他称之为“过渡客体”的问题,这种客体其可能的返回在某种程度上先于一个截断、舍弃和彻底放弃的结果。

也许对我们来说有趣的是——在进入到我想直接和快速地跟你们讨论的问题之前——这种与客体的关系,由于其在场很快就可能会显得是过度的和难以忍受的,并且通常对镇静(sédation)的寻求会发生在一种放弃中,后者往往先于相同周期的循环往复;而正如你们所知,这种关系模式如今在当代人那里并不罕见,尤其当年轻人甚至更小的孩子在建立关系时,不管是对客体过度在场,还是对它消失不见后的不满足,他们都会很快地感到难以忍受,并且无法找到面对它的一个稳定的位置。

这个简短的导言指出,即使引入享乐的维度可以采取双重路径,哪怕在出生后的几个月它是处在冲突之中的,但众所周知,一个成年人往往不难发现以下事实,即他可以将与客体间直接的关系(通过有机体进入到即刻的享乐中)考虑为一种不仅只是比能指序列的复杂通路更为直接的方式,而更多地是在于,通过参与到被拉康称之为“更多地享乐”(plus-de-jouir)的模式中,被引入到语言的秩序中这一事实本身就要求我们去拉开距离,并且维持这个距离。因此,抛开通过语言的秩序所建立起来的通道的复杂性——尤其当在没有父亲形象作为协调人的情况下,它们是无用的、多余的、错综复杂的和随机的——这会让我们在发现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方面取得进展;可能会缺乏的一个协调人,他能将最初的纯粹的有机体的机制转变为法则,将一种迫切的需要转变为秩序,而这种秩序最初只是有机体的一种设置。

最为根本的是,很明显在两种情况下都能给予能指一个意义;一个并非性意味的享乐的意义。从前我曾应JacquesJungman[1]之邀而提出以下观点:

*品具有一种功能,它能够给能指一个所指,即享乐的所指,在其中,性欲不再占据根本性的位置,甚至它被排除在外,而成为了次要的、附加的,直至在*瘾者担忧的问题中彻底消失了,因此,在某些*品所产生的最初的兴奋或便利的效果之后,它们最终具有了一种力量。

我曾有过一段小经历,这段经历并不长,但算是一段关于*瘾者的经历,它向我表明,当*瘾者使用一段时间的*品(即使只是可卡因或印度大麻等)之后,哪怕在夫妻生活中,性欲也已不再占有一席之地,也不再具有任何重要性。然而,在我看来,我所表达的上述观点在年轻人那里更多地产生了让他们反感的效果:这会让他们不得不去面对很可能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问题,嗯,这并不需要,而从一开始就不令人愉快,并且也完全不受专业人士的欢迎,因此,我作为卫生学使者的活动到此为止,我就放弃了。

但是,当具体涉及到精神病以及成瘾的可能性的问题时,情况是因人而异的。比如,当我还在学医时,服用安非他命等是很平常的事,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因为当时的学生总是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为考试做好准备,而在此期间显然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咖啡或者安非他命,这个被装在乳白色盒子里的漂亮的小药片像其他所有东西一样是很讨人喜欢的。但问题是我的朋友——我不提他的名字——在当时和我一起准备了考试之后就变成了瘾君子,他不仅对安非他命产生了依赖,对其他的一些药物也是一样;然而对我而言,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些东西并不是以这种方式被服用的。我经常看到一些人——他们往往是在术后不得不服用一些镇痛或安神的药物——在治疗几天之后就变成了*瘾者,同时还面临着一个现实的困难——当牵涉到至亲时,这常常是不容易的——即与之前的几天相分离的困难,他们总会找到最好的理由来顽固地提出请求——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任何*瘾者都会做的那样——只为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取这种药物,即使这些东西早已和痛苦以及康复的现实情况无关了。

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像这样偶然地、试验性地——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进入到享乐中是如何完美地弥补了由符号的就位(进入到享乐之前)而引入的一个不足,也即是说,在一种通过缺失的裂口而被建立起来的与享乐的关系中,只有“假装”(semblant)被留有一席之地,而最初的享乐会被引向放弃。

因此,我们就能够很好地去思考,在那些并未建立起这种符号性连接的人那里,人工的用药方式只不过是某种痊愈的方法。然而,这却让加入到一个享乐的世界成为了可能,并且通过人工的方法给予了能指某个可维持的,有效的所指。我们由此就可以看到,起初作为精神病性的组织如何能够在这种满足的模式下找到一种稳定化的模式,并且正如我所说,每个有过一些经验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们所看到的现象,当然,我也发现一些酒精成瘾者的痊愈最终表现为谵妄的发作,进入到精神病的状态,酒精成瘾的痊愈与精神病的表现,我认为在其他成瘾问题中应该也能观察得到。

但是同样地,我们也能很好地看到——我认为这是目前最突出的现象之一——迫使你们处于享乐限制中的符号的秩序与重新找回在这种关系中(与有时被母亲的在场所代表的“更多地享乐”的关系)最初的、原始的幸福的可能性被置于某种竞争或比赛中,其中,社会氛围和社会习俗在这一问题上(包括当今年轻人酗酒的问题)起着重要作用;而我们也能很好地看到这种竞争如何能轻易地将其中一种方式凌驾于另一种之上。

现在,第三种情况,我们是否认为吸*将会导致精神病呢?从临床上讲这并未得到证实。我曾看到一些*瘾者至少在一段时期之内(我指的是我所看到的那段时期,之后我无法保证)能够放弃吸*也过得很好。我经常想起一对夫妇,他们告诉我重新体验到情感这件事在他们身上最先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开始可以哭泣,变得敏感,之后还恢复了性生活,他们能够以一种迄今为止截然不同的方式——与过去那种或多或少机械式的方式不同——去关心他们的孩子。

作为结尾,我还希望你们能认识到一点,并不仅仅是因为你们大多数是女性医务人员。因为对于女性来说,问题显然是有所不同的。我更希望人们能够接受并开始去研究由性别区分而带来的不同。认为这里有不同或不一致,我并不带有冒犯的意思。那么,这里的不同是为什么呢?嗯,因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进入到符号的秩序中是更具有冲突性的,因为即使她同意了这个放弃,她也并不由此就能通过父亲承认的认同而获得自恋的补偿;在此,她将会经历一种不公正,就像一种损伤,一个缺点,某种不对劲的东西:我付出了,但作为回报,我得到了什么呢?作为回报,人们想要的并不是我,我被送回到他者的领域,我到底做了什么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女人那里,当她面对符号的秩序时,有某种关系立刻就变得更为复杂,也更为冲突,并且她希望能够去保护孩子让他免于与某种享乐有关的满足模式,而这既不是剥夺性的,同时也能避免所有可能的不公正:如何肯定,如何确定呢?因此,在女性一边,对于*品某种特殊的位置,在我看来需要单独进行研究,不仅仅是为了在临床中的应用,而且也为了向每个人说明这个问题的关键。◎

CharlesMelman

蔡婷婷

注释

法国精神分析家,精神科医生,主要研究领域为精神病中的药物成瘾问题。——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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