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下坡之路Downhill
第二章悬崖之边Ontheedge
第三章穿过荆棘Outofthewoods
迷糊中我觉得喉咙有痰堵住了，咳嗽起来。一根吸管放到了我嘴里，把痰抽走了。我又昏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护士叫我的名字，让我醒来。她问我，“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吗？”我说，“ElCaminoHospital。”她又问，“你知道自己刚才经历了什么吗？”我说，“我做了ECT。”确认了我意识清醒，护士说，“很好。”
后来护工把我推回住院部，我头痛在床上躺了一上午。
吃完午饭，我开始觉得浑身发冷，越来越冷，身上披了几层毯子也不行。护士给我量了体温，发现我发烧了。
很快一位抽血技师推着小车来了，给我抽了血。过了两个小时，一位护士神色严肃地走过来告诉我，血检结果出来了，我的白细胞数量接近为零，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现在需要把我转到急诊，尽快做各项检查。
白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没了白细胞，一个轻微感染就可能要命。
到了急诊室，一位印度裔血液科医生来了。她说，我可能是药物过敏，也可能是白血病。她想给我做骨髓穿刺看是否是白血病，只是现在手头没有试剂盒，她去看看能否调来。
我心里想，还真刺激，人必有一死啊。
印度医生没有再回来，我在急诊住了一晚后，被转入新楼里的非精神科病房继续治疗。
第二天，一位中年华人女医生来了，她也是血液科专家。她用中文跟我说，“我已经和Dr.Dhami聊过了，我们认为你很大可能是药物过敏。你用的一个抗抑郁药，有个很罕见的过敏反应，就是白细胞低。你先别担心。我们把所有药都先停了，看白细胞会不会升回来。”
遇到一位华人医生，我感到很亲切，也安心了许多。
普通病区里没有了不能用电子产品的限制，老公给我拿来了iPad,里面存了所有十季的《老友记》给我看。
第一集里，Ross被同性恋老婆要求离婚后沮丧地说，“Ijustwanttogetmarriedagain…（我只是想能再结婚...）”话音刚落，穿着婚纱的从婚礼上逃走的落跑新娘Rachel就冲了进来。Chandler见状，忍不住伸起手，像是在跟老天爷说，“ANDI,JUSTWANTAMILLIONDOLLARS!!（而我，想要一百万美元！）”
《老友记》第一季，第一集剧照
看到这我笑了。我依旧喜欢Chandler。
而我还是会想起死亡，我开始用iPad查找各种方法，物理的，化学的，种种不再详述。最后，我得出结论，人的生命看似脆弱，但是其实十分强大。当你的大脑告诉你走吧走吧的时候，你的心跳和呼吸的本能却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我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我想找个万全和体面的方法。可是各种方法都各有缺陷，一旦不成，落得残疾，拖累家人，岂不更惨。
史铁生也说过，“死亡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我想，要不先放一放吧。
于是又打开了《老友记》。
对于精神疾病患者，在急诊室和非精神科病房区，医院会给派一位护工全天候24小时一对一盯着。偌大的单人病房里，不同护工日夜轮流坐在窗边守着我。
一位带着粗黑框眼镜，个子小小皮肤黑黑的亚裔男护工和我聊了起来。我说你工作辛苦了。他说已经习惯了。他还给我看了他孩子们的照片，他和妻子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之后，他看着我的眼睛，用带着口音的英语告诉我，“xx(我的名字),bestrong(要坚强）。”
我心里对他充满了敬佩和感激。
第一天夜里，我开始一阵一阵大量出汗。昏沉中，衣服和床单全都湿透了好几次。护工过来帮我换了干净衣服和床单。
医生说身体排汗是短期体内药物骤降引起的撤退反应。
白天有时我推着输液瓶，在走廊里一遍遍散步。这里也很新很干净，墙壁和地板是淡绿和淡*色的，不刺眼，让人很舒服。
第二天，第三天，我夜里出汗越来越少。第四天我不怎么出汗了，白细胞也慢慢接近了正常。医生把我转回了精神科住院处。
Dr.Dhami见到我说，”你知道吗，我年轻时考执业医师执照的时候，有一道考试题就是问你用的那个药的副作用包括哪些，其中一个选项就是白细胞低。过了这么多年了，你是我第一个见到的出现这么严重副作用的病人。”
原来Dr.Dhami一听说我发烧就马上让人给我验血了。我钦佩医生强大的记忆力，还记得十几年前的考题，和她的专业敏感度。
她问我，“我可以把你的案例写进论文里吗？”
我说，“当然可以，我很荣幸。”并签下了同意书。
过了几天，我继续恢复ECT治疗。疗程是前两周每周三次。之后减到每周两次，再慢慢递减到每周一次。
在这期间，在ElCaminoHospital精神科住院部，我又遇到了很多病友，许多人让我印象深刻。
有一位二十出头的美国小姑娘，她很瘦，腿又细又长，除了吃饭以外，总是一刻不停地反复说着，“Iwanthimback.Iwanthimback.Iwanthimback..….(我想要他回来.我想要他回来.我想要他回来......)”有时急躁起来，她会边说跺脚。
她口中的这个“他”，是她的前男友。这个女孩从未说过具体发生了什么，为何男友离开了她。但每次见到她，我都觉得很心疼。她的父母来时，她也是如此反复地说着这一句话，她的父母很平静，似乎早已习惯她如此了。
有一个小男孩，也是十八九岁的样子。他头发凌乱，却其实长得十分漂亮，苍白的皮肤衬托着蓝绿色的眼睛，总是穿着一件很大的*绿色粗帆布夹克。他经常会很烦躁地走路和说话。有次他哭了，说非常想念妈妈，想念他的外婆。我见过他妈妈，是位个子很小、胖胖的苍老而沉默的阿姨。
还有一个亚裔女孩，她来的时候身上穿着印有STANFORD(斯坦福)的深红色T恤，口中说着完全没有口音的美式英文。她和我说自己其实是小时候从亚洲被收养来的。果然后来我见到了她的爸爸，一位高个子的白人叔叔，而她妈妈从未来过。她有个很关心她的亚裔男友，时常来看她陪她聊天吃饭。她很担忧自己在斯坦福的工作在她生病期间被人顶替，于是常常找我倾诉，眉宇之间挂着焦虑和忧愁。
在这我还遇到一个比我年龄大的韩国全职妈妈,她已经有两个六七岁左右的孩子了。她说自己是因为老公出轨而得了抑郁症。她老公也带着孩子来看她，是一位看起来样子很斯文的男士。
我很喜欢韩国菜，于是她给我推荐了几家餐馆写在纸上给我。我出院后她还给我发过短信，说因为湾区生活物价太高，她想找工作，问我是否认识猎头可以帮她推荐。无奈我一直做科研，并不认识她这个领域的朋友，只好如实告诉她。我希望她现在一切都好。
这些病友的遭遇各有不同，病症也都不同，却都在此地相聚在一起。我们经常一起在餐桌玩简单的美式搞笑纸牌游戏ApplestoApples。有时我会看他们打乒乓球。大家对待彼此也都很礼貌谦和，完全不是文学和电影作品中精神病人的疯狂模样。
当时有两个女孩也在做ECT治疗。有次晚饭后，我们在病房聊了起来。我问她们是如何克服自杀冲动的，她们都不约而同地说，自伤。其中一个西裔女孩撩起左臂T恤的短袖，短袖下面是一道道已经愈合的刀痕。另一个白人女孩笑着说，自己工作出差时在西雅图的一个高档酒店的十几层吃饭，她走到了阳台往下看；现在她在想为什么当时没跳下去。
如果在以前，我可能会为他们的想法和做法感到震惊和恐惧。可是现在，我觉得我能理解了。为了克服这种冲动，病人可能会用身体的痛苦，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为了防止大脑因为ECT退化，也为了打发时间，我让老公给我带来了数独书(Sudoku)。数独是一种数字计算和排列游戏，我之前从未做过数独，于是就从最初级的做起。没事我就坐在那做，护士们见状，就笑着说我是theSudokugirl(数独姑娘)。
在医院住了共一个月后，十月底我出院了。回医院做ECT。共做了7次之后，我觉得我有好转，于是决定暂停了。
12月初我参加了实验室的圣诞聚会，见到了从休产假开始几乎11个月未见的老板。他对我说话很温和，没有提工作，也没有问我生病情况，而是和我聊了一些家常。同事们见到我也都表现地一切如常，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大家还一起玩了交换圣诞礼物的游戏。那是一个愉快的夜晚。
然而这之后没过多久，我又复发了。我凌晨醒来，无法入睡。脑子不停地转，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无法起床。
我开始为我整个过去的人生而悔恨。我已经请病假近三四个月了，不知道还有多久才能完全恢复正常、回去工作。然而即便回去，我似乎对做学术研究也失去了兴趣，失去了方向。
我开始细数自己过去人生中的所有重大决定，觉得一切其实都是错的。
高考分文理科时，我想选择文科。而班主任和父母都认为理科好找工作，加上我并不偏科，于是让我选了理科。
大学志愿，我第一志愿是爸爸帮我选的我考试满分、但是并没有特别喜欢的“生命科学”，第二志愿是我自己填的“法律”。我曾希望自己考差一点调剂到法律就好了，但是未能如愿。大学招生办的老师说，学生科容易申请出国，我听了觉得这样也不错。而现在，我后悔当时选了理科的功利想法。
大学第二年，我跟父母提出换专业，爸爸非常不同意。电话里，他问我知道想转到哪个专业吗，我说我还不知道。于是他否定了我的想法，我也顺从了，从此没再提过。而现在，我后悔自己当时没有继续寻找新的方向。
后来我提出想要出国读博，妈妈支持，爸爸犹豫。这也许是我人生中真正坚持自己做的一个重要决定。然而博士期间，我虽然看似做的不错，其实也是有好的导师带领罢了，我觉得自己对科研的真正领悟其实十分浅薄。
而现如今，博士后到了头，也没有独立做出什么像样的成绩。我认为自己能力烂透了，后悔自己当初要出国；按照我的平平的能力和天分，其实就应该留在国内，找个体制内的清闲工作，安稳地度过一生。
结婚前，虽然我和男友（现在的老公）已经订婚，但我还没有做好结婚准备。我希望能有一个婚礼，毕竟这是一个女孩一辈子最大的事情之一。然而由于男友毕业了即将来加州工作，而我忙于博士论文还没有毕业，爸爸开始催促我们赶快结婚，并通过当时在美国的妈妈给我施压。
于是我在妈妈一个人的见证下，在市*厅旁的小教堂和老公仓促领了证。没有婚纱、没有庆祝、没有蜜月，我就默默地结婚了。现在，我又后悔自己在这件人生大事上没有尊重自己的内心。
来到斯坦福的第三年，我们买了房。现如今，我工作飘摇，只能靠老公一人的工作养活我们三个人，支付高额的房贷和房产税；不知道我们还能撑多久。我也开始强烈地后悔当初不该买房，笃信在这个人生最重大的财务决定上，我们又做错了。
我也后悔自己生了孩子。既然我整日消极沉沦，没有能力做一个好妈妈，给他好的条件，好的养育，我其实不是让他来人间受苦吗？
这种反复对过去的咀嚼，吞噬了我的心。我偏执地钻起了牛角尖，推翻了自己整个过去的人生，认定了自己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我又开始失控了。
当出门路过高速公路上方的高架桥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有想跳下去的冲动，就像是*主演的电影《李米的猜想》里，那位从高架桥上翻身掉落到*车上的诗人一样，一了百了。但我又觉得被我砸中的人，岂不是太不幸了。
我可不想拖人下水。
走到公园里，我看到一棵树，就马上会想到我能不能够到它的树枝，往上绕个一丈白绫。可又觉得孩子们每天在这打闹嬉戏，这么好的地方若被我毁了，可是极大的罪过。
现在回头看来，这些学业、事业、婚姻的抉择，虽有遗憾，但终究已成往事，自己至于这么执念和纠结么？可是在当时的心理和生理病态下，那种全盘自我否定、想要自我毁灭的冲动无法自控。
据说科学实验的小鼠大脑内的神经递质如果失衡，也会有自杀的行为。对此我没有考证过文献，但是在我身上，我可以体会得到，这种冲动确实在我恢复之后，就真的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恢复之后，我再看到高桥，会庆幸自己当时没有一跃而下；看到大树，也会发自内心地感慨它的美。
我的这些感受也证实了，抑郁患者的自杀想法和行为，是一种病理反应，是可以治愈的。
当时复发之后，我们又尝试了另一种治疗方法，TMS。TMS，Transcranialmagneticstimulation,译作经颅磁刺激技术。这是一个无痛无创伤的疗法。简单来说，是医生使用磁极，透过颅骨而刺激大脑神经，来激发或者抑制大脑功能，以达到平衡大脑神经网络的治疗效果。
治疗师给我戴上尼龙头套，然后将电磁网罩在头部，先施加磁极，找到控制手指活动的大脑区域。这时候手指像是被磁极控制了，会随着磁极的开关不由自主地活动。然后根据控制手指的这个大脑区域，治疗师推测出附近控制情绪的大脑区域，反复施加磁场。
磁极嗒嗒地敲着我的头，就像是一个啄木鸟在温和地啄着我。
神奇的是，我竟然自然而然地流泪了。而自从夏天被诊断后，我从来没有流过一滴眼泪，那是种无泪可流的感觉。这种变化让我觉得很神奇。
但是治疗一周后，我还是没有太多好转。TMS的医生建议我还是去急诊，医院继续ECT治疗。在做完最后一个TMS治疗后，我第三次去了ElCamino的急诊。
不知道是不是TMS的作用，我斜靠在急诊的病床上睡着了，并且连续睡几个小时。这也是之前没有过的。
我在ElCaminoHospital度过了年的圣诞节和年的新年。在这里辞旧迎新，也别有一番感受。护士A送给我的宝宝一个圣诞礼物，一个小雪人娃娃。宝宝很喜欢，至今仍是他陪睡的成员之一。
护士A送给我宝的小雪人
这个期间，慢慢地我开始想找人聊天。幸运的是许多人向我分享了他们的故事（见第五章），让我开始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促成了我病情真正的转机。我的失眠也渐渐有所好转，可以连续睡三四个小时了。
年1月6号，我出院了。回家后老医院去做ECT，一直到三月初。
春暖花开。
注：感谢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