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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产妇抑郁和焦虑的发病情况、影响因素及干预方式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产妇抑郁和焦虑不仅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而且对将来婴儿的心理、行为及智力发育有重要影响。
产妇抑郁和焦虑可使剖宫产率增高，产后出血量增多，胎儿宫内窘迫、新生儿窒息发生率增加，产妇泌乳延迟，自尊心降低，应付能力差，认知功能不全，孤独感加重，母婴间交流出现障碍等。
研究表明，产妇抑郁和焦虑的危险因素不仅与年龄、身体健康状况、文化水平、家庭经济状况、分娩方式、新生儿性别期望、分娩时痛苦程度、新生儿异常情况、产时并发症、婆媳关系、夫妻关系等生物、社会心理因素有关，还与产妇的心理灵活性（psychologicalflexibility，PF）这一个认知因素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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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休斯敦年6月20日，36岁的妇女安德里亚·亚茨在生下最小的一个孩子6个月后，将5个亲生的孩子溺死在自己家中的浴缸里。警方调查后认为，亚茨溺死亲骨肉的原因是她患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她已经被判处终身监禁。
年1月20日18点55分，一位张姓女子在北京车公庄地铁站“自杀”。根据调查，这名女子高校毕业不久，有一个1岁多的孩子，刚离异，患有严重的“产后抑郁症”。
年7月31日，香港影星陈宝莲因产后抑郁在上海跳楼自杀。
随着一个个产后抑郁患者自杀、杀婴等恶性事件的报道，产后抑郁逐渐走进公众的视线。据报道，世界各国产后抑郁的平均发生率大约为13%。而我国年对例产妇进行了心理抑郁和焦虑情况调查发现，抑郁发生率63.08%，焦虑发生率36.92%，部分产妇抑郁和焦虑症状均出现。这表明我国产后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具有普发性。
大量的临床观察认为，产妇抑郁和焦虑的危险因素涉及生物、心理、社会因素等多方面，其中主要是产妇的心理因素，其次与患者所处的文化资源和社会结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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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分娩本身就是复杂的心理、生理过程。在分娩过程中，孕妇要经历各种心理上的变化，承受社会的、经济的、家庭以及自身角色的转变，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矛盾和压力等诸多因素相互影响，同时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观念等因素影响，使得处在人生特殊时期的妊娠女性出现心理变化和情绪波动，处于高度的应激状态，可致许多妇女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如抑郁、焦虑等。
RobertsonE等人在年发现，孕期抑郁、孕期焦虑、孕期或产后早期经历不良生活事件、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既往抑郁发作史是产后抑郁的风险因素，这就提示我们对产后抑郁的预防和干预应开始于孕期而不仅仅是在产后。
有研究得出产妇个性中的低自尊也是产后抑郁的一个诱发因素。有关产妇认知因素方面，国外的一项研究认为，产妇的过度焦虑往往是因为认知评价系统出现偏差，将不正确的后果归结为自己的过失所导致的，功能失调性认知是产后抑郁的重要中介因素。
产后抑郁的妇女多采用消极应对方式，较少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积极地应对方式有助于产妇缓解精神紧张，帮助产妇最终解决问题，减少负性情绪的发生，从而起到平衡心理的作用，而产后采用积极地应对方式解决问题的产妇很少有抑郁焦虑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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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灵活性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心理灵活性和它的要素（如经验性回避、认知融合）在改变心理症状如焦虑、抑郁、疼痛、精神病中，发挥着中介或部分中介的作用。
以往的许多研究表明，产妇的抑郁和焦虑与认知因素、应对方式有密切的关系，作为人类认知变量的心理灵活性—经验性回避和认知融合与产妇抑郁和焦虑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系，通过提高个体心理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降低产妇的抑郁和焦虑水平，从而对产后抑郁和焦虑进行较好的干预和预防。
已经证实，经验性回避、认知融合与抑郁、焦虑、压力、自尊、社交障碍等方面有密切的关系。
根据ACT理论，经验性回避是造成人类痛苦或心理问题的重要机制。语言的评价功能让个体将情绪、想法和躯体感觉或记忆分为“积极的”或“消极的”两类，在此基础上个体努力争取积极经验，回避消极经验。然而，由于思维压抑的“悖论效应”（paradoxicaleffects）的存在，经验性回避并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
这一效应同样也会出现在对情绪的控制上。
一方面，心理灵活性差的产妇，面临婴儿出生后家庭社会关系的重大改变、自身角色的改变，母亲责任压力强等新情况时，不能很好适应，从而产生无力、无助、无望的抑郁情绪。
另一方面，当个体过度尝试改变而非接纳抑郁情绪时，会进一步引发与抑郁相关的思维反刍，反而会加重抑郁的情绪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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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虽然是一个生理现象，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未知因素的高风险过程，对产妇来说是一种强烈而持久的刺激。不仅会产生生理应激，也会产生心理应激，而产妇的应激反应最常见的则为焦虑。并且随着分娩的临近，焦虑程度也越加明显。孕晚期是孕妇焦虑水平最高的时期。
住院作为一个新的压力源，作用于孕妇，也可产生焦虑。对分娩方式的疑虑、担忧、疑问，对分娩时疼痛的恐惧，对产后身体、生活的恢复能力自信心不足，对婴儿的生长发育状况及未来发展的担忧。根据ACT理论，这些想法、情绪、体验、感受根据语言的评价功能而被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的方面，心理灵活性差（经验性回避程度高）的产妇，会努力争取积极的经验，回避消极的经验。
然而，由于思维压抑的“悖论效应”（paradoxicaleffects）的存在，经验性回避并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当她们试图控制焦虑时，必然会想起焦虑，同时也会连带唤起焦虑的情绪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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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贝克的理论，抑郁的原因在于个体存在着自己没能意识到的，甚至是已经习惯化了的消极自动化思维。沉浸在负性自动化想法中是抑郁的重要易感因素，丧失对生活的乐趣，即思维反刍现象。消极自动化思维正是认知融合的表现。
有研究表明，产后抑郁患者自动思维出现的频率高，存在较多的错误认知体验。例如，有的产妇由“我照顾婴儿的能力不足”自动产生“我不是一个好妈妈”的想法，就是在认知融合状态下导致的消极自动化思维。
认知融合程度高将导致思维僵化，思维内容过分控制个体的自我认知，个体无法将自动化的“想法”仅当作认知事件、思维的过程，进行错误的归因，将消极自我评价和自动化思维当作了“事实”，甚至导致认知失调，产生抑郁。
当“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成为该产妇的自我评价时，该产妇可能会表现出情感脆弱，依赖性强，自主能力差，总是愿意寻求别人的赞美，情绪抑郁。
认知融合还导致个体不能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追求有价值的生活，无法找到生活中有意义的一面，这就更加加深了负性情绪，形成恶性循环。由于消极自我评价“我不是一个好妈妈”过分控制了该产妇的自我认知，该产妇不会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追求有价值的生活，对消极应对方式的体验又产生了新的认知融合，如此形成产后抑郁的恶性循环。
对新生儿健康状况的担心，对自身产后恢复能力的担忧以及许多不确定因素使得产妇无法接受不确定性的存在，尤其是当面临角色转变，照顾刚出生婴儿的新任务的挑战，而问题又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时，内心的焦虑更加严重。对担忧的错误信念“担忧可以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更倾向于使产妇陷于担忧焦虑之中。而糟糕的问题定向，导致了认知回避。
作为较重大的消极事件，新生儿异常会使产妇更加担忧，紧张，害怕和恐惧，对新生儿健康状况的担心，对未来家庭生活趋向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对于心理灵活性差的产妇来说，会产生许多的消极情绪和想法。
根据ACT理论，较高的认知融合的个体，会把这些消极的情绪和想法与事实等同起来，焦虑就成了其所焦虑的东西，最终导致了产后的高焦虑。
来源
产妇心理灵活性与抑郁和焦虑的关系研究
作者
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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