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后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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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1/4/22 23: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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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楠,“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摄影家”、“当今中国最有分量的摄影家之一”,他的镜头让人想起马克·吕布,他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最著名照片《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制造者。在-这15年中,吕楠如苦行僧一般生活、工作和学习,在推出《被人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在路上——中国天主教》和《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三部曲后一举成名,他用他那些冷峻、残酷但极为真实的照片,把摄影和当代艺术最完美的结合到了一起。

说起吕楠这个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摄影家,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也许你不了解吕楠,但你一定看过这张照片!

《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是他早期的摄影作品,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最经典的照片之一。了解深入点的会想到他的特立独行!

吕楠从不让自己的形象出现在印刷品上,不少人误把他作品中这个修士形象当作吕楠本人。吕楠坚持别人对他直呼其名,不肯被称老师;拒绝出席自己作品的开幕式和研讨会,并以自己“太丑”为由,拒绝任何媒体的拍照.....

-这15年,吕楠如苦行僧一般生活、工作和学习,他坚信“好东西是在沉默中完成的”。年之前,见过吕楠作品的人屈指可数。三部曲一出,他成为“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摄影家”、“当今中国最有分量的摄影家之一”

跟随吕楠摄影三部曲《被人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在路上——中国天主教》和《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我们一起看看这个摄影师!

《被遗忘的人: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医院没有院子,病人白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斜坡上度过贵州

吕楠的三部曲是从这一部拍摄精神病院题材开始的,从年开始,吕楠前后走访了38家精神病院和上百个患者家庭。每拍摄一个精神病人,只要条件和情况允许,吕楠都会进行面对面的采访,了解病人的身世、家庭背景和病情,并作记录,采访时间一般不少于一个小时。通常接下来的拍摄会再花一至两个小时。

精神病院四川

有一次,医院拍摄,在一间病房外面,遭遇了一个强壮的病人,吕楠本能地用手护住头,就在这时,那个病人却向他伸出一只手,要和他握手。在这一瞬间,吕楠被病人的友好和善良深深触动,此后,在吕楠的心目中,再也没有精神病这一概念,在他眼中,精神病人和所有的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也有正常的感情。

精神病院天津中国

吕楠在拍摄中发现,精神病人在“文革”中一度被当作是没有远大理想的人群对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语录曾经被用来作为精神病人的治疗手段。他在四川一家精神病院的墙上看到一条标语:“没有正确的*治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那个“*”的云字旁被人抠掉了,变成了“没有灵*”。

精神病院陕西

在谈到精神病院拍摄时,吕楠反复提到的一个词是“尊严”。广西一家精神病院的重病者病房,全身赤裸的女病人站立在铁栅栏做成的铁门背后,双手搭在铁栏杆上,病房外的近景坐着一个老年女病人。

医院的重患者病房,这样的病房在这有十几间。23岁的周举铎,住院已超过一个月,但从没有离开过13号病房。广西。

吕楠说:“她可以坐在那里,也可以站在那里,也可以趴在那个上面,她可以在房间里的任何地方,而且事实也是如此。但是我要让她的尊严显现出来,只要她是歪七扭八地靠在这个门上面,我就不会拍。”

很多人慢待摄影,他们有一个事先虚设的前提:世界是为摄影师准备的,你‘咔嚓’一下就行了,没那样的事。你必须要调整,但是这个调整不能违背真实,调整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够,但不能过。如果画面里没有关在房间里的女病人的话,就没有力量,老年女病人不坐过来,我也没法拍,我等她过来了,就开始拍,拍了五六卷,直到院方医院。”

精神病院天津

吕楠在很多照片旁边都有简短说明,写下了病人的姓名、家庭、住院前后的基本状况。以前,别人问吕楠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照片说明,吕楠也讲不明白,直到看到桑塔格在《旁观他人之痛苦》里对摄影家萨尔加多的作品提出的批评。

精神病院天津

桑塔格这样写道:“这些照片以孤苦无告的蚁民百姓为焦点,却又把他们打回孤苦无告的原形……他们的姓名在图片说明中一律从缺,拍摄人物照却不列出对象的姓名,等于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与名流文化同流合污,同时助长了对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摄影口味的贪婪需索:只授予名流姓名,而将其他人贬降为他们的职业、种族及惨况的代表性样本。”吕楠发现现在可以很地好回答这个问题:我写下说明文字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把他们的苦难当作他们的职业。

精神病院女孩,11岁。由于缺少儿童病房,中国绝大部分儿童患者只能同成年病人住在一起。这些成年病人不仅不会照顾他们,有时还会打他们。北京

例外,上图中怀抱玩具熊猫的小女孩,目光与镜头对视。画册上原来有小女孩的名字,但是在画册制版的当天晚上,吕楠考虑再三,还是把女孩的名字划掉了。吕楠担心女孩以后痊愈了,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她以前的经历,有名字就会带来麻烦。

精神病院打扑克的患者,输的一方要接受顶枕头的处罚黑龙江

耗时两年完成的《被遗忘的人》虽然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吕楠并没有强调病人的痛苦和惨状,而是以极其克制的拍摄手法,真实再现了精神病人的生存状态:“我拍完了精神病院以后,才理解病人的想法:医院外面才是精神病院呢。里面倒像教堂,像寺庙,像修道院,宁静至极,安静极了。”

精神病院北京

家庭张夏平,27岁,云南人。北京办画展期间住在朋友家,画展闭幕当天精神病复发,朋友认为她装病要赶她出门,“人们应当理解我,我是个病人。”她哭着说北京

精神病院天津

这是一个盲人患者。当他感到有人在他面前时,便会重复说:“他们欺负我。”天津

精神病院万有胜,40岁,小学美术教师,墙上挂的是他画的雷锋像天津

精神病院为室友画画黑龙江

精神病院黑龙江

家庭唐明季,45岁,丈夫于九年前去世。家里的门窗已被她取下用于取暧做饭。贵州

精神病院韩民,36岁,住院已6年。他父亲把每月收入的一半支付其住院费。近日,韩民的哥哥被查出肝癌。“我都不知道该救哪一个好了”韩民的父亲叹息道。天津

家庭陶世茂,22岁,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寒假回家首次发病,杀死母亲,打伤父亲(左)。恐惧的家人把他关进石头房。每天为他送饭的是最疼他的85岁的奶奶四川

家庭云南

《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

在西藏拍宗教也是天经地义,但是我放弃了,我不是要在西藏解决宗教那样的问题了。我之所以选择天主教,是因为我希望视觉里有一种神圣、庄严、圣洁的东西在宗教中。而这是我在其它的宗教中拍不到,其他的宗教转化不出来,并不是因为他们内心不干净,而是通过视觉我很难表达。天主教至少有一种仪式,仪式性的东西适合于用视觉表达。

前往圣地的人们陕西中国

由于天主教题材特殊的敏感性,吕楠遭遇了比拍摄精神病人时更多的麻烦。第一次拍天主教,吕楠就被扣了相机。年,吕楠在陕西扶风拍摄农村天主教的活动,认识了当地的主教,吕楠对他说要拍一个天主教题材的系列,主教表示欢迎。等吕楠到了当地,主教却找不到了。

露天弥撒中的朝圣者陕西中国

吕楠在十字山拍摄朝圣人群的时候,随身带的相机也被扣住了。当时有教友对他说:你要找到老李神父就好了,他哪里都去过,熟悉所有的堂口。老李神父在二十公里外的橡木村,但是没有人带吕楠去。

朝圣的人们陕西中国

尽管吕楠后来要回了相机,但他的拍摄已经无法继续进行,无奈之余,只能坐火车去西安。在站台等车的时候,有个小伙子过来问吕楠:你的相机要回来了吗?吕楠也没多说什么,上了车之后,空空荡荡的火车从宝鸡向西安开去。眼看出师不利,吕楠很是沮丧,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走在传教路上的方济各会修士陕西

列车启动没两分钟,一个戴着鸭舌帽的老者坐在吕楠对面说道:我听我侄子说你把相机要回来了,放心了,我到西安去看病。两人聊起来之后。吕楠说,那些教友告诉我,应该去橡木村找老李神父,他最了解陕西的情况,可是我现在也去不了了,那边堂口不肯接待我。老者微微一笑:我就是老李神父。吕楠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原先紧紧关闭的大门就在这一时刻轰然打开。

拿十字架的老妇和羔羊陕西

《拿十字架的老妇和羔羊》拍摄于陕西一户农家,这户人家有一头小羊,每天下午四点左右,主人就会给小羊喂草。有时候忙起来,顾不上,小羊饿了,会用嘴拽拽主人的裤腿提醒她。吕楠看到小羊这么可爱,就想拍几张照片。老妇人手里的十字架也有故事,老两口原来是教徒,在“文革”中,老伴把十字架用泥糊在墙壁里,连妻子都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文革”中已经不信任到何等程度了,连夫妻都互相不信任。

为老妇人祈祷的神父和教友陕西中国

吕楠说:“我是没有宗教的,我只是有信念,艺术家要有信念,最好不要有宗教。”在拍摄《在路上》的四年里,吕楠的足迹遍布十多个省市,从云南大山深处的教堂到河网密集的江南水乡,吕楠留下了他的足迹,也记录下了教徒们的目光。

三个女人和孩子陕西中国

一个孩子的葬礼死者是个4岁的藏族女孩,是得急病死的。她的村子在山里,医院有两天半路程,所以得不到急诊云南中国

为病人送圣体的神父和教友陕西中国

蒙古族修女和她收养的被遗弃的女婴内蒙古中国

主日中的教友陕西中国

在墓前的两个苗族女人和孩子们云南中国

为82岁老妇人领洗的神父和修女云南中国

教孩子们唱圣歌的修女陕西中国

背圣像的少年陕西中国

吃午饭的奶奶、母亲和两个孩子云南中国

《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犁地的夫妇

吕楠把他镜头下的西藏农民从多个胶卷、多张底片中精心挑选出幅纯净的黑白照片,组成了《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这部作品以季节为顺序,从春播到秋收,从温暖的夏天到寒冷的冬季,几乎包含了西藏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像一幅幅“影像版”的古典主义绘画。

吃晚饭的一家人

7年中,吕楠拒绝拍摄所谓典型的、流行的景色与人物,几乎每年,他都有至少一半的时间生活在西藏,最多的一次,他在西藏连续工作达9个月之久。完整的秋收,吕楠前后拍了4次,春播拍了两次。

洗被子的女人和孩子们

他靠地图选择拍摄地,用比例尺来计算能够步行走到的村子,几乎每天下午,这位自称“没有信仰只有信念”的摄影师都冒着沙尘暴,往返于海拔米以上的村庄和驻地。拍摄之余,每天还要花数小时研读柏拉图、歌德,并且听他喜欢的巴赫。

做驱雹法事的人们

正是这些几乎被“当代”遗忘的“大作”成了吕楠在西藏的精神动力,他说,是歌德是巴赫支撑着他在西藏的生活和工作,并给他以巨大的营养,使他一直保持着一种宗教般的虔诚。

纺线的婆婆和织布的儿媳妇

把相机放在手边,藏人在吕楠面前走来走去,做自己的事情,他们互不打扰。从吕楠安宁从容的照片来看,他离藏人很近,藏人在他的镜头里平静得似乎没有摄影者的存在。

跳绳的孩子们

一年四季的场景和情绪,藏人发生在山野和雪水之间的日常的琐碎、散漫与温暖就这样被一个来自异乡的摄影者缓慢记录着。

背麦子的男人和女孩儿

当问及为什么选择拍摄西藏的农民时,吕楠说:“摄影家不爱拍农民,因为他们的生活过于平淡。但我认为在一个相对广大的地域里面,西藏的农民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不受任何诱惑、从容不迫生活着的人群。很多人认为藏族是一个很特殊的民族,我一开始拍就没把他们当作一个特殊的民族。因此,这7年,我并不是在拍‘西藏的农民’,我是在拍‘人的生活’——我们当初曾经也经历过的、但在大多数地方已经消失的人类健康的质朴的生活。”

挖食用植物的母子

“控制画面的情绪,也许是《四季》保持庄严感的重要方式。”栗宪庭如此评价吕楠。所谓“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四季》的每一幅作品,所以能始终统一在庄严、肃穆、大器、凝重的整体气氛中,控制力可能是吕楠最重要的语言方式。”

休息的人们

一个镜头可能要拍掉几个胶卷,而且所有的照片都不剪裁,《四季》能把普通变成不普通,把日常生活变成“经典”,在栗宪庭看来,在于吕楠体会到了西藏人的劳动是百之百地为着自己。他第一次看到把劳动变成了劳动本身。“凡高说强烈的阳光下就是庄严肃穆太对了。在西藏,没有面朝泥土背朝天苦的那一面,他们完全是为自己干,所以劳动终于变成劳动是快乐的。就跟艺术变成艺术本身一样才有可能出现伟大的东西。一旦有世俗就跟伟大没有了关系。”

外祖母和外孙女

吕楠在他拍摄的村庄里,还有一个“神医”的雅号,西藏的一些农村看病很难,每次回到村子,吕楠都会给乡亲们带来各种药物,他还自学很多医学知识,拍摄之余给乡亲们看病,一治一准,时间长了便成了“神医”。

拾麦穗的女人

秋收中的母女

收工的一家人

村庄

磨镰刀的少女

过水渠的少年

爷爷和孙女

在邻居家头痛的奶奶和受惊吓的孙子

奶奶和孙女

编辫子的夫妇

妹妹和向母亲告状的两个姐姐

跳舞的姑娘们 

秋收中煮茶的老妇人

降神师和前来降神的人们

年之前,吕楠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人们常常误认为他沉默寡言、难以沟通。其实吕楠很健谈,名人警句、旅途见闻、人生感悟,随手拈来。15年四处奔波,结识各色人等数以万计,吕楠说:“我比卖菜的还好打交道”。

15年间,吕楠没有收入,除了偶而在杂志上发表作品所得稿费,生活和工作都靠借钱。吕楠笑着说:“所幸认识了些极好的朋友,可是如果一不当心,路上死了,立刻就成为债务未清者。”

“从年到现在,我都很清楚,干好了是例外,干不好是正常。”吕楠说,“但我只有一个愿望,或者说目的,残酷的是这个目的不一定能达成:我只希望我的作品比我活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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