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妇产科杂志》（AmericanJournalofObstetricsGynecologyMFM）近日发表一篇有关在围产期抑郁症筛查中加入焦虑筛查的研究，此研究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Montefiore医学中心的精神病学博士DrsLieb和Reinstei共同开展。研究发现在围产期抑郁症筛查基础上，增加焦虑筛查可以提高抑郁症和焦虑的转诊率，尤其是对于有精神疾病史和药物滥用史的孕产妇。
作者介绍
KateLiebMDSarahReinsteinMD
艾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博士，来自纽约布朗克斯的Montefiore医学中心，该医院之一。
论文简介
围产期情绪障碍和焦虑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围产期抑郁症是目前最常见的妊娠并发症之一，在一般人群中的发生率约为13%，在某些低收入妇女或有抑郁史的人群中会更高。但是，围产期焦虑也很常见，据估计约有13-40%的孕产妇会出现焦虑，所以说围产期焦虑可能是比围产期抑郁症更为常见的问题。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有关孕妇常规精神疾病筛查的建议几乎都集中在抑郁症上。
对孕产妇出现的焦虑进行评估是十分重要的。围产期焦虑不仅与不良的产后结局（例如早产、低出生体重儿以及儿童发生心理健康障碍的风险增加）相关联，还会导致发生围产期抑郁的风险增加，尤其是在产后5天至6周内。围产期出现的特有的焦虑症状，例如对胎儿或新生婴儿健康的过分担忧，常常会导致紧张情绪加剧和过度恐慌。
围产期焦虑不能被常用的抑郁症筛查工具识别，例如患者健康问卷-2（PatientHealthQuestionnaire,PHQ2）,这种问卷仅能识别抑郁症和“失乐感”（是指无法从一些日常会感觉快乐的活动中获取愉悦感和满足感）；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这是一个自我报告量表，共有10个条目，经验证可在孕期和产后筛查抑郁，它可以捕获焦虑，恐惧和惊慌的一般症状，但通常不用于筛查焦虑。
此研究旨在评估城市的产前保健诊所在进行围产期抑郁症筛查时，添加焦虑筛查的价值，以发现更多有心理障碍的孕产妇，并为他们提供诊断和治疗等服务。研究的主要结果是筛查人群中，怀孕期间抑郁症和焦虑筛查阳性的比率，包括有多少女性仅进行抑郁筛查时显示阴性，但在加入焦虑筛查后结果为阳性。次要结果包括产后抑郁症阳性筛查率、转诊率、产妇和新生儿的产科和医疗结果。研究结论为，围产期焦虑筛查可能会提高抑郁症和焦虑的转诊率，使得这部分女性有机会接受进一步的诊断及治疗。焦虑筛查在有精神疾病诊疗史或药物滥用史的人群中可能格外有用，但要了解如何最高效地实施围产期焦虑筛查，还需更进一步的研究。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研究人群：
该研究是在美国某地最大的一家妇产科诊所中进行的，该诊所是具有联邦资格认证的卫生中心，为大量的城市居民提供服务。
PHQ2组：
在这项研究中，是通过产前和产后访视，以PHQ2来筛查产妇抑郁症。这份表格由前台分发，在工作人员为妇女办理登记预约时，由妇女自行填写。然后由护理人员收集PHQ2问卷，并上传健康记录电子存档。筛查期间，前瞻性地收集了3个月的妇女数据并为问卷得分为3分及以上的孕产妇提供转诊服务。
PHQ2+GAD2组：
在这三个月之后，该研究将GAD2焦虑筛查添加到了PHQ2筛查中。再次进行了三个月的筛查和数据收集，主要对象为那些24-28孕周的孕产妇。在此期间，孕产妇接受的是PHQ2+GAD2两项筛查。两项筛查中任一项显示3分及以上就会被推荐转诊。因PHQ2和GAD2筛查阳性而转诊的孕产妇都会经过更详细的抑郁症和焦虑筛查，包括PHQ7和GAD7评估。
样本收集：
收集两组所有孕产妇的筛查表、人口统计数据、心理健康筛查和结果数据。怀孕和分娩数据是从病历中手工提取的。按照这些问卷的常规标准，PHQ2和GAD2二者同时或任一大于等于三分就会被记录为筛查阳性。值得注意的是，除了(PHQ2和/或GAD2)筛查阳性分数进行转诊外，诊所还授权工作人员分析其他社会人口学信息。为了获得产后数据，该研究在产后访视时使用PHQ2对孕产妇进行筛查，一般是在分娩后2-6周进行。
数据：
据文献估计仅使用PHQ2就能达到20％的筛查阳性率。为了支持研究，以便在使用PHQ2+GAD2时提高75%的阳性检出率，假设有80％的效度和5％的Ⅰ型错误率，则总共需要名女性（每组名女性）。结果分别通过参数和非参数检验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α入=0.35，α出=0.50）进行分析。
结果
研究人群：
收集到的样本数据有份，排除了孕周期不在24-28周这个关键期的孕产妇的数据，以及部分产妇重复填写的样本数据，最终有份被排除。进入研究的为人，其中人为PHQ2组，人为PHQ2＋GAD2组。
筛查率：
PHQ2组中仅51（51%）名妇女在关键期访问时配合完成了筛查，在PHQ2+GAD2组中，40名妇女（32%）完成了抑郁症筛查，47名完成焦虑筛查（38%），可见，尽管两组做了同样的PHQ2，在仅进行PHQ2筛查的组别中抑郁症筛查的完成度明显更高。
阳性结果：增加焦虑筛查并没有增加阳性筛查结果的OR和CI（OR,3.24;95%CI，0.39-26.88）,有3名产妇在PHQ2+GAD2联合筛查下显示阳性，但是如果仅进行PHQ2单项筛查可能无法识别。不论是在PHQ2组还是PHQ2+GAD2组，有精神疾病史的孕产妇在关键期的筛查会有更高的概率被PHQ2检出为阳性（OR,44.77;95%CI，4.16-.58）。转诊率：
转诊求助社会支持或其他精神健康支援的比率在各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OR,1.95;95%CI,0.76-4.97）。但是对于有精神疾病史（OR,14.90;95%CI,5.59-39.70;P.）、药物滥用史(OR,26.69;95%CI,4.60-.01;P.)或BMI（体质指数）较高(OR,1.07;95%CI,1.01-1.14;P.02)的孕产妇，她们的转诊率更高。
焦虑以及药物滥用：
在有药物滥用史的孕产妇中，GAD2筛查阳性明显更多（OR，43；95％CI，2.65-；P0.01）。
结论
在这项研究中，观察了在孕周为24-28周使用抑郁症筛查与将抑郁症和焦虑筛查相结合时，筛查和转诊差异。研究虽然无法区分这两组患者的主要结局，因为排除样本数超出了预期。然而，即使在这项数据不足的研究中，联合使用抑郁症和焦虑筛查也确实可以检测出仅通过抑郁症筛查会漏检的妇女，尽管这种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但是，对于那些有精神病诊断史或药物滥用史的孕产妇，以及那些体重指数（BMI）较高的妇女，抑郁症和焦虑的综合检查确实增加了转诊的机会。此外，研究还支持将GAD2筛查用于孕产妇焦虑症，在有精神疾病史和有药物滥用史的孕产妇中，焦虑筛查的增加的效用最高。有趣的是，对于有其他显著压力源的孕产妇，转诊减少了，如那些在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有孩子或胎次较高的妇女，可能会承受更多的压力和焦虑，但是此研究结果表明，在同时接受抑郁和焦虑筛查的人群中，她们很少进行转诊治疗，但我们知道，重症监护病房妈妈的抑郁症和焦虑症患病率高于一般产妇，这些妇女很可能已经在其他情况下与精神卫生专业人员进行过交流，这些产妇还可能进行额外的焦虑筛查，但在此研究中没有测量这种类型的的服务。
优点、局限性以及未来展望
尽管研究发现的主要结局在两组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但是有可能在更大的研究中会发现转诊率和阳性筛查率有所提高。另外研究受到小样本的限制，并且本研究不足以评估由于超预期的排除样本量而导致的结局差异。其他局限性包括筛查率低于预期（在32%-51%之间），远低于大多数普查推荐的比例。在筛查的部分时段内，由于工作繁忙，人手不够，这可能会降低员工进行常规筛查的积极性，影响筛查结果。总之，研究显示，在围产期的抑郁症筛查中添加焦虑筛查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样做，确实发现了那些本来会呈现筛查阴性的孕产妇。虽然这在本研究结果中没有统计学意义，对这一结果的支持不足。但是，附加的焦虑筛查确实增加了高危人群的转诊率，尤其对于以前有精神病史和药物滥用史的人群。由于患有综合药物滥用和精神障碍的妇女是医疗保健系统的高频使用者，并且她们出现母婴不良结局的风险更高，因此，她们被认为是应当加强精神健康筛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最后，对于如何在妊娠期增加这种筛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充分了解其效用和成本，但是对焦虑的筛查可能是妊娠期情绪障碍筛查的一项非常有价值的补充，并且可能是对抗围产期精神健康障碍的重要武器。
此推送作者：李欣菲；编辑：李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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