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谵妄的意义之施雷伯案例的价值文
本
你们知道,精神分析学通过把主体的无意识冲动描绘成一种同性恋倾向来解释施雷伯大法官的案例,以及一般的妄想狂。让人们注意到围绕这一概念的所有事实无疑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它深刻改变了我们对妄想狂发病机制的看法。但至于知道同性恋是什么,它在什么程度上起着主观经济作用,它是如何引起精神病的——相信我可以证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有的概述包含了最不精确的,甚至是最矛盾的方法。
人们谈到对假定的侵入进行防御——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生这种侵入呢?——同性恋倾向的侵入。但这还远远没有被证明,如果一个人想要给“防御”这个词一个精确的定义——他非常小心地不去这样做,以便能够在黑暗中继续思考。尽管如此,很明显,这里存在一种结构上的模糊性,防御与引发它的原因保持着很不一致的关系。人们认为,防御要么有助于维持某种平衡,要么会引发疾病。
我们也确信,施雷伯的精神病的最初的决定因素将会在他的疾病的不同阶段开始的时候被找到。你们知道,在年左右,他经历了他的第一次病情发作,人们试图通过他的回忆录向我们标明其(疾病的)坐标——我们被告知,当时他被提名了国会议员。在这次病情发作和历时八年的第二次病情发作之间,施雷伯法官是正常的,只是他想成为父亲的愿望没有实现。在这段时期结束时,他碰巧以一种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成熟的方式和显然是过早的年龄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即莱比锡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这个职务,本质上是一个显赫的级别,授予了他权威,也就是说,把他的责任提升到了,尽管不是全部,至少是比任何他可能希望的更大更重的程度,给人的印象是,他的擢升和他的病情发作存在一个联系。
换句话说,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求助于施雷伯无法满足他的野心这一事实,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他的野心是由外界以一种几乎被认为是不应得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两个事件被认为作为触发点同样重要。我们细心地注意到,大法官没有孩子,以便赋予父亲的概念一个首要位置。但与此同时,因为他最终接受了父亲的位置,对阉割的恐惧在他体内再次复活了,伴随着同性恋的渴望。这应该是病情发作开始时的直接问题,并导致所有的扭曲、病态变形和逐步演变成一种谵妄的幻想。
可以肯定的是,医疗环境中的男性人物从一开始就存在,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命名,相继成为施雷伯大法官极端迫害妄想的中心,这足以表明他们的重要性。总而言之,这是一种移情——毫无疑问,这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但这是一种秩序,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那些曾经照顾过他的人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这是对人物选择的一种充分的解释,但在我们对这种整体的布局过于满意之前,我们需要注意,在提供这种布局的动机时,相反的证据被忽略了。人们没有意识到,对争斗的恐惧和过早的成功都被赋予了同样积极的意义。如果施雷伯大法官碰巧在两次病情发作之间当上了父亲,这一点就会得到强调,人们也会充分认识到,父姓的功能对他来说是无法承受的。简而言之,冲突的概念总是以一种歧义的方式发挥作用——冲突的根源,以及不太容易看到的冲突的缺失被放在同一水平上。可以说,冲突留下了一个空白,在这个冲突空白的地方,一个反应,一个结构,一个主体性的作用出现了。
这个建议只是想让你们知道,与我们上节课讲的同样的歧义性在起作用,一个谵妄的特定意义的歧义性,它在这里与通常所说的内容有关,我更愿意称之为精神病人的陈述。
你认为你在和一个与你交流的人打交道,因为他说着和你同样的语言。然后,他说的如此可以理解,于是你感觉到了,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精神分析师的话,有人已经,以比给普通凡人的更深刻的方式,渗透到无意识体系的那个机制里了。在第二章的某个地方,施雷伯间接地表达了它——启示很少给予凡人,却给予了我。
我今天的演讲就是关于这种歧义性,籍此谵妄性的体系本应向我们提供其自身理解的要素。
分析家解读:
这个观点来自于弗洛伊德的弟子费伦齐和弗洛伊德的一个谈论,弗洛伊德也同意,认为妄想狂和同性恋之间有一个关系,虽然后来弗洛伊德又抛弃了这个假设,但是这个观点也不是完全错的,在青少年的精神病中的确有很多的性冲动是朝向同性的。现在我们很少讲到妄想狂和同性恋之间的关系,那是因为我们不再把同性恋作为一个病理性的了,不是所有的同性恋都是妄想狂,也不是所有的妄想狂都是同性恋。弗洛伊德认为施雷伯的谵妄是为了防御他的同性恋倾向,拉康认为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但他认为弗洛伊德仅仅用防御这个机制来解释还是太简单了,他要继续发展他的理论,最后落到父姓的脱落的问题,他认为可能是对同性恋倾向的防御激发了这个问题。
施雷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被任命大法官期间工作特别繁重,睡不好觉。弗洛伊德接受了施雷伯接受了任命之后发病是由于劳累导致的这个观点,没有认识到是关于父姓的问题,实际上是他进入到了一个父亲的位置,这个事情让他发病。
对争斗的恐惧和过早的成功是一个冲突,人们既想成功又怕争斗。如果没有遇到一个冲突的空洞,一个精神病人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
精神科医生可以观察到,当一个人真正成为父亲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精神病发作,还有些男人不等到孩子出生就跑了。施雷伯成为大法官,他就成为了一个符号的父亲(权威),这个时候如果他真的有了一个孩子,他的病情就会大大加重,因为在施雷伯的精神传递中他没有被传递父亲的能指,两个父亲的身份他无法承担,会一下子把他压垮。
在施雷伯这里他碰到了一个冲突的缺失。假如是一个神经症结构的正常人到了他这个位置就会有一个冲突,会担心过早的成功会引起别人的嫉恨,害怕有人与他竞争,但是在施雷伯这里没有这样一个冲突,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冲突的敌人,没有父亲在那。正是因为这个冲突的缺失导致了他我们称之为父姓的脱落的问题。在他那里没有父亲的位置,没有人跟他冲突,这就造成了一个空,而这个空导致了他精神病的建构和发作。他的谵妄把一个又一个的男性拉进来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空洞。比如一个女孩爱上了一个男孩,但是一旦这个男孩开始靠近她的时候,在她身上就产生了一个冲突——他爱我什么呢,我有什么值得他爱的呢?这是一个神经症的结构。但是对于一个精神病的女性就没有这个冲突,因为没有这个冲突,她就不得不建构起一个冲突,她就会建构起一个妄想狂的主体性,在她的妄想狂的结构里面就是那个男孩要杀了她。也就是说,要么我们进入一个神经症的冲突,这时候会有一个对冲突的回应,要么我们就没有冲突,然后就做一个妄想狂的构建。对于施雷伯,他不知道他的医生要对他做什么,他就把他们置于一个迫害者的位置。冲突的缺失是因为没有冲突的一方,父姓的脱落。这个冲突的缺失是在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上的缺失,是与父姓有关的,他的精神结构里的洞是在一个特定的位置。谵妄是来填补缺失的冲突。弗洛伊德也提到过,谵妄本身就是精神病人对自己的一个治疗,因此我们不要太快的让这个谵妄消失,当然我们也不能让它长久的存在,因为太久它就固化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处理了,最好的情况是在精神病人第一次谵妄发作的早期有一个精神分析家跟他一起工作,倾听他的谵妄,从中听到一些东西,看能怎么样。弗洛伊德说过,在精神病人的谵妄中,仍然有一个他个人历史的真相,但是很少有人有能力去倾听到这个真相,如果倾听到对他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们在和精神病人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思和他所理解的是不是一回事,甚至听到几个人说到同样一个词,也许他们说的也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去理解一个精神病人讲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在无意识的意义上说,精神病人比我们更超前,理解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因为他们的谵妄正是无意识结构的直接展现。
■整理: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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