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建平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如果我和一位女同胞坐下来聊，一直聊到双方都不再设防，不管这位女同胞是何年龄，是何职业，是否美貌，她都有可能成为另一个金智英。这其中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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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乡下人，小时候经常听说许多怪异的事情，比如某某村民被*神附体了，或是被自己的某位老祖宗附体了，说话语气和神态简直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于是就要村里的神棍做法事、驱*神。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被附体的村民大都是中年已婚妇女。我有一位亲戚，小时候见过的，那时大约四十多岁，整天对着空气瞎叨叨，疯了。不管她如何叨叨，她的子女和老公都见怪不怪，视其为空气。前几年，父母家边的一位妇女得了产后抑郁症，眼神涣散，像失了*魄，除了她孩子，别人都唯恐躲之不及。
小时候对被神灵附体的现象感到无法理解，长大后学了心理学，才知道这是一种精神疾病，严格来说并非抑郁症，而是癔症，又叫分离转换性障碍，或者叫歇斯底里症。虽然它和抑郁症之间联系紧密，却有本质的区别。抑郁症可分为神经性和精神性，后者正是我们所讲的严重抑郁症，不可控，必须药物治疗，否则患者就有自杀的危险。我们大部分人所说的抑郁症就是神经性的，但也有一部分人连神经性抑郁症都算不上，他们以为自己一段时间内心情极其不佳就是抑郁了。心理学上把时间作为衡量抑郁的重要标准，比如两个月内这种抑郁和沮丧完全无法改观，就可以称之为抑郁症了。但是，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标准，即抑郁有无明确的发生源。如果抑郁的发生源（比如在工作上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或生活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已经完全消失，沮丧的状况仍然无法改变，这才是抑郁症。心理学上对神经症和精神病是有严格界定的，国内一般采用郭念锋先生的标准，比如患者能够在精神上自控或个人认知没有丧失，人格特征未明显改变，主客观世界是统一的。显然，癔症属于精神病的范围，严重的癔症会给患者和家属带来极大的危害。
精神病的存在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对自己的大脑认知还是非常粗浅的。它仍然存在我们不知道的运行机制，就好像机器突然短路，尽管如此，人的生物本能还在运作。重要的是，我们不清楚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精神病，病理学和心理学在这方面各执一词，从磁共振和脑电图等医疗手段中的确可以看到患者的脑部发生了病理现象，但问题是，是这种变化导致了患者的精神病，还是精神的问题导致患者的脑部发生了变化，我们并没有结论，从种种案例上看也互为因果。也就是说，这过程绝对不是《82年生的金智英》中所展示的那么简单，电影在这方面进行了弱化处理。我们能肯定的是，患者在生精神病前应该会经历神经症这一阶段，由于这一阶段没有得到足够的治疗，才会恶化成精神病。我们能够找到导致患者生病的现实性因素，比如童年创伤，比如家庭因素，比如遭受了家暴、子女离世等严重的打击，但更多的是一种隐性的综合的因素。这些因素在患者的心理上慢慢积累，包括她自己在内无人能够觉察，最终爆发。但这种因素并非对所有人有效，比如让这些妇女患病的因素也许在其他妇女身上也能找到，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也会生病。即使如此，一个群体生精神病的机率显著提升，也意味着患病因素具有共通点。
在国内一篇名为《癔症患者性别差异的对照研究》的论文中，作者非常明确指出，女性患病比例显著高于男性。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女性和男性患上癔症的比例是8：1（我拿到的是二手资料，所以不知道这是国内还是全球的比例，但支撑这一说法的论文非常多）。所以我们都不得不迷惑，为什么在癔症这个问题上，妇女患病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该论文作者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社会生活环境，二是性格特征，三是激素水平，男女在认识和情感有关的脑区内类固醇受体密度不同。
近代以来，也有不少研究精神学的人从生物角度入手，认为某种体形的人（瘦小羸弱型）容易患上精神疾病。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个体具有怎样的条件，外界因素，包括文化因素，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源头。从一个健康的理想的角度出发，无论身体具备怎样的条件（除非天生脑神经有缺陷，比如大脑发育迟缓），人都不应该生精神疾病。而每个患精神疾病的患者，我们都能从现实中找到因素，这些因素有可能让患者产生应激发应。但应激反应的背后仍然有一系列的现实微小的外人难以觉察的因素存在，包括社会支持体系的丧失。应激反应只是一种结果而已。
所以，我们所称的社会生活环境，尤其是价值取向观念（包括过度道德感和身份认同），绝对是导致妇女患病的关键原因。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导致心理疾病的原因在于内部心理的冲突，而这种心理冲突的实质就是社会价值和个人的冲突。而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几乎每一个女同胞都能坐下来说个一二。用某些女权主义者的话语体系来讲，这个社会对女性不够友好，甚至可以说较为残忍。男女权益的不平等，对性别观念的普遍认可，在性别关系中女性的弱势地位等等，都被认为是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
但包括女权主义者在内，还没有人对这一现象进行系统的论述（当然，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单纯从女性权益角度去阐释这一现象，即使不能说错误，至少是不够全面的。我们还无法解释许多问题，比如在男权社会（姑且用这样的概念）中，站在对立面的似乎并不是所有的男性，正如电影所展现的，伤害女性的也不仅仅是男性。这恐怕不是性别之争所能界定的。再比如说，比起古代，现代女性的权益已经有所提升，但女性患精神疾病的机率并没有明显下降，反倒是全人类患上神经症的机率大大提高。
我们的观念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还有待于考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女性对待出轨这样的事实，其反应程度一般都高于男性（道德感）。但她们从来没有想过，出轨的一方也是女性。而这类女性的权益哪怕在女权主义者的眼里，几乎也是不需要考虑的。叫嚣着把这类女性打入万劫不复之地的群体中，也有一大部分是女性。比如最近的东出昌大出轨事件。
这一切与其说是性别的问题，不如说是观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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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对妇女的欺辱史和压迫史，这种欺压不仅体现在肉体上，更体现在心灵上。观念之恶比其他罪恶更甚，这是用任何的手段都难以粉饰的，但根本找不到可以惩罚的对象。宽容如佛学，经书的字里行间也透露出对女人身体的种种歧视（如《法华经》提婆达多品一节中舍利佛就明言，女身垢秽，非是法器），可见观念之根深蒂固。一个思想者，尤其是处于亚洲文化圈的思想者，如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