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JournalofAffectiveDisorders》，JCR1区，影响因子IF=3.。
研究速览
此研究的目的在于调查从产前到产后24个月内母亲和父亲抑郁症状的轨迹。研究对象来源于芬兰某个大型出生队列，共有名母亲和名父亲参与此研究，研究对象需在母亲妊娠第32周和产后第3、8、24个月时填写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此研究的分析方法是使用潜在剖面分析（LPA）对研究对象的抑郁症状轨迹进行分组，并通过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父母轨迹之间的关联及其产前预测指标。
结果显示：1.对父母双方来说，研究发现了三种稳定的抑郁症状轨迹(“低度”抑郁症状轨迹：63.1%的母亲和74.9%的父亲属于此类；“中度”抑郁症状轨迹：28.1%的母亲和22.6%的父亲属于此类;“高度”抑郁症状轨迹：8.8%的母亲和2.6%的父亲属于此类)；2.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中，失眠、已确诊的抑郁症、焦虑、压力和较差的家庭气氛是父母双方“中度”和“高度”（相对于“低度”）抑郁症状轨迹的重要预测因素；3.母亲较高程度的抑郁症状轨迹与父亲较高程度的症状轨迹显著相关（p0.）。
研究结论是产前到产后两年这段时间内母亲和父亲的抑郁症状轨迹较为稳定，这提示了围产期抑郁症状的慢性性质。父亲和母亲的抑郁轨迹相互关联，且他们最强的预测因子是两者共有的。
1.前言
近年来，从产前到产后最初几年父母的抑郁轨迹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兴趣，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母亲抑郁或抑郁症状的轨迹研究，对父亲抑郁症状的研究较少[1,2,3]。然而，研究表明“成为父亲”这个事件与抑郁症状的增加有关，并且新父亲的心理健康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发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4]。
大多数研究[5,6,7]发现抑郁轨迹是稳定的，并且可分为稳定的“低度”/无抑郁组(通常是人数最多的一组)和稳定的、慢性的、临床显著的“高度”抑郁组(通常是人数最少的一组)。先前的研究表明精神障碍史、产前抑郁症、产前焦虑症、应激性生活事件、孕期并发症、经产妇、母亲年龄小、收入水平低、受教育水平低、缺乏社会支持和对婚姻不满是妇女围产期和产后抑郁的常见的几种危险因素[5,8,9,10]。关于父亲抑郁的危险因素的研究较少，只有一篇研究提出父亲围产期和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似乎与母亲的危险因素相同[11]。
父母围产期抑郁可能对新生儿的生长发育造成短期和长期的不良影响，然而对父亲抑郁轨迹的研究相关缺乏，这是一个重要且有待继续探索的研究领域。
2.方法
此研究的数据来源于芬兰的一项大型出生队列。
2.1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在年4月至年12月期间，医院进行生产的芬兰语家庭。
在招募期间，同意参与研究的父母接受了第一次问卷调查，之后研究人员在孕32周，产后第3、8和24个月进行随访，使用自我报告问卷对父母双方进行评估。
最终样本来自个家庭（个母亲和个父亲），这包括了在四个随访点至少填写一次父母问卷的所有家庭。
2.2测量指标
2.2.1结局指标
使用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nterforEpidemiologicalStudiesDepressionScale,CES-D）在孕32周和产后第3、8和24月时测量母亲和父亲的抑郁症状。CES-D共有10个条目，每个条目分值为0-3分，总分范围为0–30分，较高的分数表示较重的抑郁症状。在此研究中，得分≥10分被认为是阳性筛查结果。
2.2.2产前预测指标
产前预测变量由母亲和父亲在妊娠第32周分别报告。人口学变量包括年龄、有无子女、受教育水平和个人收入水平。健康变量包括与妊娠有关的健康问题、躯体疾病/残疾情况等。此外，还对吸烟、饮酒、失眠、焦虑、压力和较家庭气氛等数据进行收集。
2.3统计分析
为了探究父母抑郁症状的不同变化轨迹，此研究使用Mplus7.1软件对抑郁数据进行潜在剖面分析(LatentProfileAnalysis,LPA)。LPA是一种有限混合模型方法，用于基于观测变量识别均一的未观测组或剖面，它可以应用于纵向数据，而不需要对变化的一般模式或功能形式进行先验假设。确定最佳解决方案的统计标准(剖面/轨迹数)有：贝叶斯信息标准(BayesianInformationCriteria,BIC)、样本量调整后的BIC(Sample-sizeAdjustedBIC,A-BIC)、似然比检验(Vuong-Lo-Mendell-Rubinlikelihoodratiotest,VLMR)、校正似然比检验(Lo-Mendell-RubinAdjustedlikelihoodratiotest,LMR-A)、似然比检验(Bootstrappedlikelihoodratiotest,BLRT)和熵。在确定最佳解决方案后，病例根据其最可能的剖面组成员分配到潜在剖面组。此研究的潜在剖面分析的纳入标准是四个评估点中至少有一个有效的CES-D得分。由于流失引起的缺失值由完全信息最大似然（FullInformationMaximumLikelihood,FIML）进行处理。
之后了使用多元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首先使用单变量分析，然后为了确定哪些预测变量对轨迹的影响最大（在模型中存在其他预测变量的情况下），使用向后逐步选择方法进行了多元分析。最后通过交叉列表和卡方检验分析父母抑郁症状轨迹之间的相关性。在数据分析中，p值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3.结果
基线研究变量的特征见表1。
表1
LPA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1）患病率：对母亲来说，产前母亲自我报告的抑郁症（CES-D≥10）患病率为11.0％，在产后第3个月出现下降（10.5%），在产后第8个月上升（14.7%），最后在产后第24个月时达到了14.5％(见表2及图1)。对于父亲来说，患病率一直在上升中，从5.1％（产前）翻倍至10.2％（产后第24个月）。
（2）抑郁症状轨迹：在父亲和母亲之间具有相似的结果（如图1）。人数最多的是“低度”抑郁症状轨迹组（母亲中为63.1％，父亲中为74.9％），持续性报告轻度抑郁症状（平均CES-D4）。第二大组是“中度”抑郁症状轨迹组（分别为28.1％和22.6％），具有稳定的中度或亚阈值抑郁症状（平均CES-D高于6而低于9分）。“高度”抑郁症状轨迹组（8.8％和2.6％）报告持续出现高于临床阈值（CES-D10）的抑郁症状。
表2
图1
（3）抑郁症状轨迹的重要预测因素：在母亲和父亲中，与“中度”和“高度”抑郁症状轨迹组的患病风险增加相关的产前因素有：低收入、失眠、终身诊断的抑郁症、抗抑郁药的使用、焦虑、压力、令人痛苦的生活事件以及不良的家庭氛围（见表3）。其中，失眠、抑郁、焦虑、压力和家庭氛围差是“中等”和“较高”轨迹的重要预测指标（见表4）。
表3
表4
（4）父亲和母亲的轨迹相关性：交叉列表显示，这两个轨迹组显著相关（p0.）。例如，在“低度”母亲抑郁症状轨迹组中，有82.1％的孩子的父亲在“低度”抑郁症状组中，有1.1％在“高”抑郁症状组中（见表5）。
表5
4.结论
从怀孕到产后两年的父母抑郁症状轨迹似乎是稳定的，这表明了围产期或产后抑郁的慢性特征。父亲和母亲的症状轨迹相互关联，且他们最强的预测因子共同的。研究强调了在怀孕期间询问母亲和父亲的抑郁症状的重要性。考虑到轨迹提示的抑郁症状的慢性特征，应在症状水平升高时立即开始治疗。除围产期抑郁症外，应调整循证治疗方式，以涵盖抑郁症状的亚临床水平。对围产期抑郁症进行及时和适当的治疗将减轻准父母和新父母及其后代的很多痛苦。
编者有话说：
说到产后抑郁，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