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的时代里，肯定没有人想要“被精神病”。但曾几何时，我们的古人中有不少是主动精神病的，甚至还发明了一个专门的词叫“佯狂”，也就是假装精神病。从商纣时的箕子、春秋时的接舆、三国时的司马懿，到明朝的徐渭，乃至京剧《宇宙锋》里的赵艳容，都是佯狂的始祖，装傻的榜样。古人佯狂，是为了避祸。而今人“被精神病”，则是因为惹了祸。精神病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剧情里都能担任主角，肯定是因为它有着超越普通疾病的特殊功用。美剧《黑松镇》里，男主角发现镇子里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每当他要查清所发现的异常时，医生总是说你精神异常产生幻觉了，该吃药了。这有点像《雷雨》里的繁漪，每当她试图反抗时，一家之主周朴园就逼着她吃药。宣布一个人是精神病，便可将他从正常人的队伍里开除，从而他的质疑、反抗、申诉，一切便通通不作数，他的主张也就可以理所当然被忽略，黑松小镇或是周公馆里的秩序便不再受到挑战。况且文明社会还发明了精神病院，不但可以剥夺行为能力，还能限制人身自由，故而“被精神病”这种事便一再发生。这样的荒谬再次上演。山东新泰的徐学玲，十年前为了给妹妹维权开始上访，期间被鉴定患有“癔症”，被镇*府送进精神病院；妹妹的事情解决后，为了给自己“被精神病”的事讨个说法，她再次上访，于是第二次被送入精神病院；年，徐学玲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而被刑事拘留，这一回她则被鉴定为“无精神病表现”，具有完全责任能力。在徐学玲身上，精神病的妙用被利用得淋漓尽致。当她不断上访成了镇里的“不安定因素”时，尽管精神鉴定书里称“未发现精神病性症状”，但仍然可以被认定为“癔症”而送进精神病院。也可以因为要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而再次“被精神病”。但当她被刑事拘留，精神病可以帮她免于刑罚时，这个住过两次精神病院的人，又神奇地与既往病史拜拜了。基层*府娴熟地将一种疾病变成维稳手段，公权侵犯私权的姿势多到让你招架不住。类似这样的事情以往发生太多，都很难上得了头条。之所以还想再说一说，是因为此前人们愿意将其归因于立法缺失。但自年5月起《精神卫生法》已经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禁止违反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将非精神障碍患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但时至今日“被精神病”的案例依然屡屡发生，法律条文的制定同法治的实现之间，也许还差着好几个筋斗云的距离。需要有许多技术层面的设计，才能将法律执行到位。法国哲学家福柯曾经说，精神病学一开始就有维护社会秩序的镇压功能，精神病院是具有医学外表的软禁之所。他对“*治精神病学”的批判其来有自，据悉年时总人口不到3亿的苏联，就有万名登记在册的精神病人。而到80年代末苏联*治解冻时，有万人被改判为精神正常。回到徐学玲事件上来，本来应完全理性客观的医学，失去了其独立超然的地位，沦为了公权肆虐的帮凶和工具。对于公权，医学鉴定机构和精神病院可谓予取予求，身段很柔软，姿态很柔媚。精神鉴定机构要回归医学的本来属性，除了要在体制上和公安、司法脱离“亲戚”关系外，还需要建立完善的责任追查机制。让每一位参与鉴定者，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精神病的特殊性在于，你一旦被认定为精神病，那么就失去了一切为自己申辩的权力，谁会相信一个精神病人说自己其实没有病呢？所以对精神病的认定尤其需要慎之又慎。古人佯狂，通常是因为社会陷入了病态，于是主动选择以这种方式自保。但当公权力野蛮生长到一定程度后，人们连主动的机会都失去了，只能“被精神病”。有关精神病院的电影总是带着浓郁的隐喻意味，《飞越疯人院》里冷酷的医生代表着绝对权威，他们把正常人麦克墨菲治成了白痴。可以将正常人随意投入精神病院的社会，已经带有某些疯人院的气息。需要被治疗的，其实恰恰是那些自认为权威的“医生们”。
（文/于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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