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吃完饭，我收拾好碗筷，和母亲一起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我轻握着母亲的双手，怀着忐忑的心情，对母亲说：“妈，过几天我送您到轩轩外婆家去住一段时间吧？”
母亲没有说话。
母亲原本微笑的面庞慢慢变得不自然起来，眼神也慢慢从我的身上移开，低着头，两只手从我的手心挪开，双手互相拨着手指，一声不吭，拘谨得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孩。
“只是过去短住一段时间，然后我再过去接您回来住”。母亲用沉默的方式保护着自己已被伤害的内心不再被伤害，而我又再次开口刺痛母亲的心。
半晌，母亲微微抬起头，轻声说：“你不要我了吗？我是你的负担，是吗？”
“妈，您不要误会。我长年在外地工作，家里小翠一个人既上班又照顾璐璐、轩轩和您，小翠压力太大且照顾起来比较吃力。”我如实地告知着母亲，避免母亲的误解。
母亲又低下了头，双手还在互相拨着手指。
我没有再继续说下去。我把身体向母亲靠得更近了一点，右手揽着母亲的后背，左手轻轻搭在母亲的手臂上。
我和母亲都沉默了很久。
“我听你的，我到广西去住。只要可以减轻你的负担，只要是为你好，我去哪里住都可以。”母亲打破我们的沉默，轻声地说。
我紧紧地揽着母亲的后背，头靠在母亲的肩上，早已泣不成声。
窗外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我坐在窗前，春雨夹杂着我对母亲的思念。
一
从我记事时起，我的母亲就与正常人有点不一样，用村里人的话叫“孬子”，也就是“傻子”，不正常的人。母亲虽然“傻”，但没有“疯子”的蓬头污面、衣衫褴褛，相反，母亲面容洁净，衣着整洁，从外表来看，与常人无异样。母亲的“傻”，只是因为患有精神障碍。
母亲的娘家，在通往村小学方向的一个小村子里。村里一共四十余户人家。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也有人家会养殖一点桑蚕，以补贴家用。母亲兄弟姐妹六个，排行老二。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
然而，母亲6岁那年，随外公外婆采摘桑叶，不慎头朝下从树枝上掉落下来，伤到了头部。这一摔，也彻底改变了母亲一生的命运。由于当时并没有明显的外伤，且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治疗，母亲出现了语无伦次、反应迟钝、动作迟缓的症状。7岁时，母亲到了上学的年龄，外公将母亲送到学校，校长简单与母亲对了几句话，然后对外公摇了摇头。外公只好把母亲带回了家，母亲也因此没有上过一天学。
女大十八变。一转眼，母亲从7岁时的小丫头，长大成了18岁的大姑娘。母亲面色清秀，皮肤白净。母亲皎好的面容，让外公家的门槛被说媒的人给踏平了，但男方一听说母亲有点“傻”，后面也就没有下文了。
母亲22岁那年，经媒人介绍，认识了我的父亲。
父亲自幼与奶奶相依为命。父亲三岁时，爷爷因家里粮食短缺，从公社地里偷拔了两个萝卜，因胆小担心被抓被批判，自己上吊自杀了，留下了奶奶、姑姑和父亲娘仨相依为命。姑姑比父亲大2岁，姑姑在其12岁那年，因“痨病”吐血去世，奶奶悲痛白发送黑发。父亲成了奶奶唯一的亲人。
父亲与奶奶过着清贫的生活，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奶奶见自己年岁已大，希望父亲能在她有生之年早日结婚生子，了却其一桩心事。父亲本不想答应这门亲事儿，但又不愿意违背奶奶的意志，勉强答应了。结婚当天，父亲要与母亲分房睡，奶奶一生气，将父亲与母亲锁在房间里三天，不让出门。最后生米煮成了熟饭。
不久后，大姐出生。由于奶奶重男轻女，大姐的出生并没有给清贫的家庭带来了一份喜悦。第二年，二姐因母亲身体营养不良，提前早产出生，不足4斤，大腿还没有成年人的手指粗，一家人都担心二姐养不活，没想到二姐求生欲比较强，硬挺过来了。连续两个女儿的出生，让本是清贫的家庭，空气都弥漫着压抑，母亲也因此患上了产后抑郁症。父亲求子心切，第三年，母亲怀上了我。在母亲怀上我不久，父亲托找医生关系，得知“我”是男孩，才给整个家庭带来短暂的喜悦。
然而，我的出生并不是那么顺利。
这天，医院做孕检回到家没多久，村里计生干部便带着三个计生“红卫兵”闯进家里。好心的邻居看到计生“红卫兵”过来，提前将母亲带到自家砖木结构的二层阁楼上藏了起来。计生“红卫兵”没有找到母亲，就将锅瓢碗盏砸了个稀巴烂。接着计生“红卫兵”正准备抡起榔头将房子扒掉，计生干部示意“红卫兵”暂先停下，然后对着父亲说：“要医院做结扎手术，要么扒掉你的房子，要么交超生罚款块”。块？父亲每月才挣五十元钱啊！在父亲的苦苦味哀求下，我家的房子才所幸没有被扒掉，一家人得以保留安身之处。计生干部让父亲写一份家庭困难情况说明书，隔日交到村子里。之后，超生罚款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的出生给原本清贫的家庭，带来了一份幸福与喜悦。因为这段坎坷的出生经历，奶奶给我取了“苟生”的名字，一是记录我的坎坷出生经历，二是“苟”同“狗”，在那年代，说是小孩取动物的名字，会比较好养。
二
然而，这份幸福，在我三岁那年被打破。
在我三岁那年的小年夜，家家户户都在熬麦芽糖。傍晚时分，奶奶独自一人到池塘边洗糖布，突发脑溢血，倒地猝死在池塘边。奶奶的突然离世，给父亲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少了奶奶帮手，家里也越来越清贫。
80年代，村子里的女性，会做家务、会织毛衣、会编织凉席，“三会”似乎是每个女性必备的技能。母亲因受年幼时头部摔伤的影响，没有学过织毛衣、编织凉席，且母亲做家务的动作也比较慢，经常被村子里的其他妇女所嘲笑。母亲也时常为此而受到父亲的抱怨。奶奶去世以后，家里干活的人就变少了。母亲虽然人很勤快，但动作比较慢，加之还需要照顾我们仨姐弟，农田的农活母亲基本帮不上大忙。农忙的重担全部压在父亲一个人身上，父亲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种田种地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各家各户都铆足了劲儿。对于人口较多的农户家，春耕及收割时人手多，农活很快就干完了，而我们家，由于我们仨姐弟还小，母亲动作又慢，在春耕插秧时，别人家秧苗早早入了田，繁忙的田间一下子变得冷清下来，只剩下父亲一人在田间躬着腰，有节奏的插着秧。别人家的秧苗都已成活了，我们家的秧苗才刚入田。夏天收割季节，父亲总是一个人背着几十斤重的打稻机到田地里，然后又回来把打稻机的谷轮推到田地。等父亲做完这些准备工作时，已是半晌时间过去。由于那时我们水稻都是种两季，所以也叫“双抢”，都抢着把田里水稻收割起来，种第二季，以免影响第二季度的水稻产量。所以那时，父亲为了抢赶时间，来不及吃早餐，每天早上吃两碗泡面充饥，就到田地里干活去了。母亲上午在家里安顿好我们仨姐弟后，出门干活已过半晌。为此，父亲总是对母亲抱怨和埋怨，甚至拳脚相加。
自此以后，父亲对母亲的拳脚相加，伴随着我儿时的成长。我们姐弟吓得哭喊着，母亲也常常在每次吵架后抱着我们仨姐弟痛哭。
由于受父亲长期的拳脚相加，母亲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动作越来越慢，出现了自言自语的症状，甚至捡糖纸贴在胸前，处于精神分裂状态。由于当时家里没有经济能力把医院进行治疗，在村子好心人的建议下，父亲以迷信方式找来了道士给母亲做驱鬼的法事儿。结果自然是预料之中的没有好转。
随着我们仨姐弟的长大，已能帮家里干农活，分担家务，父亲的压力也小了很多，家里状况也在慢慢好转。父亲与母亲的争吵打架也少了很多，母亲的精神状态也在逐步好转，已不再自言自语，不再捡糖纸贴在胸前，但仍有语无伦次、反应迟缓和动作迟慢的症状。
三
母亲虽然精神状态不同于正常人，但母亲对我们的爱却是无私的。
我6岁时一个夏天的晚上，我突然高烧不退，哭得很厉害。这可吓坏了母亲，隔壁邻居对母亲说“莫不是魂儿丢了吧？你得快替孩子招招魂。”母亲赶紧走到厨房，从碗柜里拿出一个吃饭的碗和三支筷子，然后用水瓢从水缸里舀了半碗水，倒入碗里，然后用手蘸了一点儿水，淋到筷子上，然后把筷子竖向抬高出碗水面又让筷子自然落下，同时嘴里不停地念着是“是爷爷吓着苟生了？是奶奶吓着苟生了？”几次筷子抬起又落下。最后筷子自然站稳后，母亲赶紧跑出门，从我白天玩耍过的地方，沿着回家的路，开始大声反复的喊着“苟生，你快回来吧！苟生，你快回来吧！”，声音由远及近，然后进了家门，再到床沿边，对着我的额头，嘴里反复的喊着“苟生，你快回来吧！苟生，你快回来吧！”，同时用手摸着我的额头，看是否烧已退。上小学后，我和姐姐一起用筷子玩招魂的游戏，几次筷子都不能自然站稳，最后我说是“猪吓的”，筷子立马站稳了，我才对母亲说：“妈，这是迷信”。母亲一笑：“什么迷信不迷信！你病好了，我就信！”这就是我的母亲。
上小学时，我很害怕母亲去学校，主要还是因为母亲的精神状态不好，怕被同学笑话。小学时，每天中午放学回来，能按时吃上午饭，是我和两个姐姐最大的心愿。母亲忙家务或在菜地里种菜，动作慢，大多数时间，我们中午放学回来时，午饭总是正在做或还没有开始做，等到饭已做好时，我们下午上课的时间已到了，所以有时，我和两个姐姐等不赢，又空着肚子回学校上下午的课。下午3点课间休息时，我们发现母亲手捧着用褪了色的绣着牡丹花的头巾包着热菜热饭，在学校门口一直等着我们下课。母亲微笑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说“慢点吃！不要噎着！”。我和姐姐快速吃完后，母亲用头巾包好空碗，挎在手臂上，慢慢朝回家的路走去。我们看着母亲的背影，眼眶湿润了。
由于家里实在困难，大姐五年级那一年，父亲不得不作出了让大姐放弃读初中外出挣钱的决定。那一年大姐12岁。为此，大姐哭了好几天。虽然大姐年龄小，但大姐很懂事儿，还是同意了父亲的放弃读初中的决定，跟着小舅出去跑生意，也就是背着沉重的小商品，走街串巷，吆喝叫卖，看人家脸色，讨价还价。姐姐外出跑生意的第一个月的一个晚上，那时村里没有安装电话，通信主要都是通过书信方式，母亲把我和二姐安顿睡下，自己坐在床边，嗡嗡地哭了起来，母亲的哭声把刚入睡的我和二姐惊醒了，我和二姐问母亲为什么哭起来了，母亲说“我想念你大姐了，你大姐是才12岁的孩子啊！不知道她现在在外面过得怎么样？”母亲的哭声，也让我和二姐想起姐姐来，也跟母亲哭了起来。哭了一阵后，母亲担心影响我和二姐第二天上学，就又自我安慰地说：“没事儿，你姐跟着小舅一起的，应该一切都好。”我们在母亲的安慰下睡下了。
儿不嫌丑，母亲的这种症状，村里人都说我母亲是精神病。街坊邻居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记得小学时，一个在学校平常就比较好事儿的同学，因抢占我和同学正在玩的水泥乒乓球桌，居然说：“不要跟疯子的小孩一起玩”。我当时气得浑身发抖，抡起球拍和他扭打起来。我自小力气弱，从来没有和别人打过架。好事儿的同学平常就特别好生事，很会打架。我知道我打不过他，可还是要打。结果吃亏的当然是我，我被他打得鼻青脸肿，但他也没占什么便宜。回到家，见我狼狈的样子，母亲吓坏了，忙问“苟生，你这是怎么啦？”“没什么！”我没有告诉母亲。但我觉得我值得，我为母亲做了点儿什么，虽然也付出了点儿什么。
自从我到武汉读书后，我回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少。参加工作后，由于工作忙，回家的频次比之前更少。我和家里联系主要是通过电话联系，但由于之前家里电话座机，在父亲外出干活时，隔壁邻居总是趁母亲是老好人，就借口到我们借打电话，母亲也每次从来不拒绝人家，尽管打就行。连续多次后，父亲缴交电话费时，发现电话费比之前高很多，父亲了解情况后，对母亲很生气，索性把电话机给拆掉了，仅使用自己手机。由于每次打电话都是父亲接的电话，父亲都不让母亲接电话，所以有时一两个月甚至半年都没有听到母亲的声音。我自己很无奈。
年，在深圳工作时，公司组织卡啦OK比赛活动，我在活动上演唱了阎维文的《母亲》，由于对母亲的思念，太过激动，太过投入，自己哽咽了，公司同事见状立即响起了热烈地掌声，然后异口同声地接着歌词唱了起来，也将整个活动氛围推向了高潮。至此以后，全公司的同事都知道我的“成名曲”，以后只要是搞活动，都要让我报名唱《母亲》。由于那一次太投入，不想再在这种活动场合上，让自己难堪，所以，自那次以后，我也就没有再唱过《母亲》。年的一次回家，母亲看到我回家，高兴地唱起了《常回家看看》。是啊！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从母亲的孩子成长为了母亲的客人。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从来没有唱过歌的，至少我是从来没有听到母亲唱过，而且这是90年代的歌曲，母亲是50年代的人，居然也会唱我们年轻人唱的歌。好的歌曲，不论年代与年龄，不论是有读过书与否，即使不识字，但歌词表达或传递的情感，是相通的。原来母亲也是一直在思念着远在他乡的儿子。
四
参加工作以后，我把父母接到城里生活。我将母亲带到我们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以确定母亲的具体病因及病况，减轻母亲的痛苦。医生告知，母亲是由于外力作用引起的脑部组织损伤，造成的精神障碍，由于脑损伤已近50余年，且当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治疗，现在治疗已没有太大意义，好转的可能性不大。我还是抱着能够治疗好的一线希望，医院进行了一个月的专业治疗。如医生所说，母亲没有明显的好转。医院。
我结婚以后，由于母亲精神状态差，无法帮我们照顾小孩，我把母亲接到我上班的附近租房子住。7月的一天，我接到房东打来电话，“你快回来，你母亲坐在楼梯通道已经一天一夜了”。原来，母亲那天下楼扔垃圾，忘了带钥匙，被锁到房门外了。我立马放下工作跑回了家，在楼梯口见到蜷缩在楼梯的母亲，开门把母亲接进了屋。自此以后，母亲为减少我的担忧，很少下楼。我嘱咐她出门时带好钥匙，但母亲知道一是楼层高不方便，二是免得忘了带钥匙，给我添麻烦。我们在家的时候，她和我一起忙活着做饭等家务，脚不识闲儿。我一去上班，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没什么事情可干，大部分时间里，她就是待在窗前。客厅阳台坐南朝北，阳光通透，阳台正对面是政府尚未开发的临时停车场，居民自发在临时停车场摆起了摊，形成一个小集市，每到晚上熙熙攘攘。热闹的小集市与母亲孤零一人形成鲜明的对比，留给母亲一片孤独。我回家时，只要走到楼前，抬头望一下家里的那扇窗子，就能够看到母亲的身影。窗子开着的时间，母亲的头发会迎风飘起，窗框就像一个恰到好处的画框。等我爬上楼梯时，不等掏出门钥匙，门就已经开了，母亲站在门口。那时，我出门永远不怕忘记带房门钥匙，有母亲在窗前守候着，门后面总会有一张温暖的脸庞。
母亲虽然很少出门，但母亲的方向感还是比较强。年春节刚过，母亲腹部疼痛，医院检查。医生开好药方，让我到一楼缴费和拿药，母亲在检查室里穿衣服。我跟母亲说“妈，您穿好衣服后，就在这检查室里等我，我去缴费和拿药就回来”。当天看病的人比较多，缴费和拿药的窗口都需要排队，大约半小时后，我缴完费拿完药回到检查室时，发现母亲不在检查室。我跑到离检查室不远的护士站问是否看到我母亲。护士说刚看到母亲下楼了。我慌张地跑下楼，跑到我刚缴费和拿药的窗口，没有看见母亲，我的脑袋忽然一片空白，我的第一反应“母亲走丢了”。医院大厅边走边大声喊着母亲，医院人头攒动，没有听到母亲的应声，我的呼喊声引来众人的目光，我挨个问着来往的人，描述着母亲的模样，但得到的回复都是摇摇头。因母亲经常去过一楼的女卫生间，我跑到女卫生门口大声呼喊着，但依旧没有回应。医院一楼大厅，来到我医院内的超市，但超市的人员也说没有看到母亲。我越来越焦急。医院监控视频。在医院门卫的帮助下，医院的监控室，在监控室里，我看到我在缴完费拿药返回时，我与母亲擦肩而过，而我们彼此都没有相互看到。监控显示，母亲去过了缴费的窗口，张望着寻找着我，但没有看到我，医院的大厅大门。医院大厅大门，我就更慌了，在医院内，范围小，相对好找一点，医院的大门，那这范围就大了，母亲会往哪个方向走了？医院大门右边约米且过马路的常带母亲来吃过饭的餐馆，因医院来复查，基本中午都是在这家餐馆吃饭。我一到餐馆，还没有等我开口，老板娘就主动开口说“你母亲刚大约10分钟左右前来过这里，她说她找你。她刚朝着右手边方向走了”。老板娘边说边用手指着右手边的方向。我沿着老板娘指着的右手边方向边跑边喊母亲，走了大约米，前面是一个十字路口。这个路口车辆不多，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我在十字路口停了下来，母亲会朝哪个方向走？我如果走错一个方向，就可能与母亲越走越远。且天黑快了，我心里想着，如果母亲走丢了，母亲的口袋里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母亲饿了没有吃得怎么办？天快黑了，没有睡的地方怎么办？春节刚过，天气还比较冷，晚上母亲没有多余的衣服。我脑子里幻想着母亲躺睡在路边的情景，我不敢再往下想下去。我迫使自己冷静下来，我想到拨打报警。没过五分钟，警察来到了这十字路口，让我跟他们一起到派出所查看监控。在交警大队的监控大屏幕里看到了母亲，母亲在那家餐馆去过后，沿着餐馆的右侧人行道走了没有多少远就返回来了，然后沿医院大门。医院大门的视频，我的紧张焦急地心情稍稍平稳了一点，至少母亲没有走远，医院的大院子内。医院，又来回大声呼喊着母亲，医院花店附近的长椅上发现了母亲。看到母亲后，我紧紧握住母亲的手，再也不敢让母亲独自一人行走了。我问母亲：“妈，您刚才去哪儿了？”母亲说“在检查室时，我看你很长时间没有回来，我就下楼去找你了，在楼下我没有看到你，以为你在卫生间，喊了你也没有应声，所以我又医院大门了，我就到我们经常吃饭的那家餐馆去找你，又没有找到你。然后我就想，你可能也在找我，那我也不能走远了，医院，医院里等你”。我坐在长椅上，紧紧地握着母亲的手，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年4月初的一天，我接到女儿璐璐的“爸爸，爷爷头痛得厉害，走不动路了，你赶紧回来了”。我当天晚上赶忙回家，带医院检查，初步诊断为脑癌。为了确诊，我们第医院，检查的结果同样诊断为脑癌晚期，由于病情发展迅速，在医院大约不到十天，还没有来得及排上手术住院的床位，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去世时，需要将父亲的遗体拖运回老家。为了让母亲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我们把拖运父亲遗体的车子开到了小区楼下，然后把母亲从楼上接下来。为尽量减少母亲的悲伤，我和舅舅商量着，借口父亲生病了需要送回老家治疗。
母亲说：“既然回来了，为什么不直接上楼？”。
我说：“父亲生病了走不动，上不来”。
母亲说：“什么病这么严重？”
母亲的心情一下子凝重起来，母亲似乎预感到了不祥的预兆，跟着我们下了楼。母亲大老远就看到父亲的遗体拖运车，心情有点迫不及待，小跑着来到拖运车前，一看到父亲嘴巴插着氧气管，眼睛紧闭，且因病痛瘦成皮包骨头的面孔，母亲一下子瘫软在地，泣不成声。母亲与父亲最近的一次见面是两个月前的全家一起过的春节。母亲哭泣着：“春节在家都还好好的，怎么突然病成这样子了？”虽然母亲与父亲一生没有太多的感情，但父亲的去世，对母亲打击还是很大。大约父亲去世一个月左右，母亲的精神状态才慢慢稍好起来。
母亲身体总体还算硬朗，除了甲状腺功能减退外，没有其他大的健康问题，但时儿有小伤小痛。但在年春节回到老家时，母亲在卫生间待了近半个小时没有出来，我敲门问母亲是否身体不舒服？这时母亲才告知其下体疼痛。我让母亲打开了卫生间的门，看到了母亲疼痛的下体，葫芦大小的鲜血肉包从下体脱垂出来，裸露在两个大腿中间，犹如葫芦藤上悬掉下垂的葫芦。我的心一阵揪心的痛，我心里在责怪自己，我没有尽到儿子的照顾责任，虽然每天在母亲身边，但不能及时知晓母亲身上的病痛，母亲为不影响我的工作，为不让我担心，所有病痛都是自己扛着，不到万不得已才说出口。怪不得母亲尿频，每次上卫生间，哪怕是一个小便，都需要半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从卫生间出来。之前只是简单问过母亲，没有仔细过问，原来母亲每次上完卫生间，都小心翼翼地做好脱垂下来的肉包卫生，然后用纸巾小心包好，以免走路两腿摩擦疼痛。当天我立医院，但因春节期间，县医院的主刀医生休假中，需要年后初五才能上班。所以春节初三，我就带母亲返回到了成都，经医生检查确诊为“子宫脱垂”，需要手术治疗。经过半个月的术前治疗，半个月后，母亲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很成功。母亲躺在病床上，哭着说“苟生，我真没用，我给你们添负担了！”。我安慰着母亲安心养病。母亲接着说“怎么没有看见你爸过来过看我？虽然我们争吵一生，你爸现在还好吗？”我和母亲抱着哭成一团。
五
母亲一生省吃俭用，在她生病时，她还是想着别人，不给别人添麻烦。医院手术出院，我从菜市场买了点排骨，炖汤给母亲补身体。汤炖好后，我端捧到母亲面前，说：“妈，您刚出院，身体虚弱，我炖了一点汤给您补补身体”。母亲摆摆手说：“苟生，我生病已经给你添了很多负担了，你工作比我更辛苦，我生病躺在床上不用动，反而你既忙工作又要照顾我，你的身体比我身体更重要，这汤你喝吧！”母亲边说边把汤推回我面前，我们双方来回推扯着。忽然，我的手一阵刺痛，滚烫的汤溅到到我的手上，我的手一抖，一不小心，汤碗从我的手中滑落掉到地上，骨头汤碎落一地。母亲惊慌失措，立马拿起我的手，用嘴轻轻地吹着被烫的手。然后又立马弯下身子去捡地上的骨头，嘴里一个劲地说“都是我不好！让你烫伤了，碗也摔碎了，汤也没了。不过，骨头可以捡起来用洗水清洗一下，还可以吃！”我阻止母亲下身捡骨头，且我边说边拿扫把排骨当垃圾扫掉倒入垃圾桶。母亲拗不过我，坐在床上掉着眼泪：“这都是钱买回来的啊！倒进垃圾桶多可惜啊！”。当天晚上我和母亲两个人没有说话，直到第二天，还是母亲先开口说话“你还在生我的气啊！”，缓解了我们的尴尬。
母亲热情好客，心地善良。一天中午午饭时间，一个乞丐拄着木棍拿着一个破碗，来到我家门口，向母亲讨要口饭吃，母亲不但没有拒绝，反而把乞丐请到家里凳子上坐下，然后从厨房里的碗柜里拿出干净的碗盛了满满的一大碗饭菜，端给乞丐面前，说：“慢慢吃吧！不够我再给你添！”乞丐吃了两碗后，起身向母亲深深地鞠了一躬。
自从年母亲跟着我到城市里来住后，由于我工作的原因，整个家庭每隔两年就搬一次家。都说人年纪越大，越不喜欢到处奔波，大多数都希望能够落叶归根。而母亲到现在还在跟着我到处奔波。由于父亲的去世，媳妇一个人无法同时照顾两个小孩和母亲，所以最终无奈，我们选择将母亲送到广西丈母娘家让帮照顾。为了考虑母亲的心里感受，尽可能减少母亲对我们做法的心里伤害和增加认同，我提前两个星期跟母亲说这事儿，且之后每隔两三天跟母亲说送她到广西暂住的事情。母亲当时像小孩一样，一声不吭，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双手互相拨着手指，最终母亲还是说“我听你的，我到你广西去住。我到广西可以减轻你的负担，只是为你好，我都可以”。我再次热泪盈眶。
现在母亲在广西和丈母娘生活了近9个月了。丈母娘家在农村，母亲是农民的儿女，从小在农村生活长大，城市里相对更不习惯。现回到熟悉的乡村田野生活，母亲的精神状态比之前在城市里生活要好很多，这也让我感到欣慰很多。
我长大以后，我因无法拯救患有精神障碍的母亲，而悔恨自己。如今更令我吃惊的事实是，在母亲的一生中，许多时候都可以有人介入，让她服药，帮助她对抗病魔。然而之前的家族医院。家族里的人只是告诉我母亲病症，令人很难过，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帮她。母亲长年饱受着精神障碍的折磨，身为她的孩子，我永远挣扎在罪恶感与愤怒之间。
我清楚地知道，在精神障碍的背后，妈妈还是我爱的妈妈。只是，我也知道对大多数的人来说，情形并非如此，患有某种精神疾患经常是一种禁忌，“家丑不可外扬”绝对不是句陌生的话。心理学上感觉失常、现实感失真、思考偏差、逻辑推理错误，使她们不知道自己病了，使她们脱离现实而不自觉，这是她们的病症，不是故意的，应予以理解、接纳和帮助。精神疾病就像感冒等其他疾病一样，不是“丑”，我们所爱的人更不是。打破社会大众根深蒂固的成见在一开始或许困难重重，但是如果我们以我们对家人的爱为焦点，应该容易一些。
我常常惊讶地发现，我们总是漠视母亲的观点，甚至缺少对母亲应有的尊重。我们应当给予母亲最基本的人格尊严，耐心倾听，多一份同理心，多一份赞同，让母亲感受到我们的爱。
我想告诉世人，即使生病，她还是一个很棒的母亲。刚开始，我非常害怕人们知道母亲是“傻子”时会如何看待我。后来，我发现有许多遭受精神障碍折磨的人，熟人、朋友甚至是不认识的人。那时我才明白，自己的悲剧其实每天都在上演，我不再因为母亲而觉得难堪，反而以她为傲，替家人和我自己对精神障碍的忽视感到难为情。
我要谢谢母亲全部的爱，她是如此的美丽，赋予我生命。她也给了两个照顾我的姐姐。当我想她时，想到的是她唱《常回家看看》时的笑声，并不是她的病。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
曾经看过鲁迅先生非常经典的一段话：父母亲存在的意义不是给予孩子舒适和富裕的生活，而是当你想到你的父母时，你的内心会充满力量，会感受到温暖，从而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能力，以此获得人生真正的乐趣和自由。
父母在，家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