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叫我谈恋爱别找冬天出生、A型血的姑娘。我问为什么，她答，容易抑郁。
一
半夜，恍惚听见客厅里窸窸窣窣。起初以为是深冬的风劲头十足，钻进屋子叮当乱撞。可渐渐明显的翻找声和夹杂其中的柜门碰撞，声响从轻声变得急促，职业敏感告诉我，这是人类的情绪。
我绷紧肌肉起身，从床头柜里摸出伸缩警棍，光着脚走到卧室门边，屏息隔门听了一分钟左右，没有两种声音同时响起，确定外面只有一个人。
拿住劲旋转门把，拉开一条一人宽的口子，闪身出了卧室，又拿住劲轻轻阖上门，反锁两圈，抽出钥匙，从门下的缝里塞回去。这样，熟睡的老婆孩子便有了一道安全屏障。
借着昏暗的夜光，没看见客厅里有人，地上也没有散落的物品，卫生间空荡荡的，父母房门紧闭，书房因为装修的原因堆得满满当当。既然如此，声音的来源只能是厨房。气温好像又低了一些，手心却反常地出了汗，缩紧身体，缓慢踱向厨房。
同时推门开灯，我举着警棍，低沉地问了一句：“谁？”原来是母亲。她蹲在橱柜旁，唇色灰白，上身因为受到惊吓而本能向后倾斜，乱糟糟的短发倒向一边，遮住一只眼睛，也因此放大了另一只眼睛里的尴尬和无助。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时间和她往杯中倒酒的动作一起停滞。
“妈，你这是……”
“我……老毛病又犯了。”
二
母亲所说的老毛病，是困扰她将近四十年的重度失眠。
外公有一家自己的小型工厂，主营手工制作的鞭炮和烟花，另外接一些缝纫和刺绣的活计，母亲初中没毕业就进了工厂做事。外公为了表现自己的铁面无私，不仅不会关照母亲，还会多派些工作量给自己女儿。母亲不能按时完成就要加班至深夜。逢年过节厂里需要三班倒时，外公也把母亲的工作时间全都安排在后半夜。母亲那时还是十多岁的姑娘，身心发育都未达到成年人的状态，但家族生意红火带来的虚荣远远大于整夜未眠的困顿。久而久之，母亲习惯了这种通宵工作的状态，第二天不用补觉也依然生龙活虎。
八十年代初，外公成为镇上第一个购买电视机的人，摆在工厂的院子中央，播放80版和83版《霍元甲》时几乎能聚集整个镇上的居民。接着又让母亲成为镇上第一个骑上高档自行车的姑娘，那辆托人从天津买回的飞鸽牌自行车，一天好几趟地穿过大街小巷。
风光终结于母亲二十四岁，那年外公意外去世，留下外婆和五个孩子。不久之后工厂垮了，工人散了，自行车龙头上那只纯白色的鸽子渐渐落满灰尘，再也没有张开过翅膀。
与外公一起离开的，除了优越的生活，还有忙碌的夜晚。这时母亲才发现，即使没有了日夜颠倒的工作，自己也很难正常入睡，不仅睡眠时间短，质量也差。好在当时足够年轻的身体仍然能够消解大部分疲惫。
外公走后两年，母亲嫁给父亲，离开小镇，来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第二年，我出生，失眠的梦魇第一次在母亲的生活里展露狰容。那时还没有“产后抑郁”的说法，父亲将母亲那时的状态描述为“脾气臭、不愿说话、讨厌孩子”。其中那个被讨厌的孩子，就是我，我成为那个年代鲜有的没喝过一口母乳、被父亲带大的孩子。
从我记事起，父亲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妈身体不好，不要惹她生气，不要吵她”。我当时并不知道母亲的身体具体是哪方面不好，从外表看她和其他孩子的母亲都一样，只是觉得母亲喜欢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当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敲开房门，把自认为很开心的事情告诉她，甚至会遭到她的无端责骂。时间长了，无论好事坏事我都不习惯跟母亲说，渐渐远离了那道房门。
不善言辞的母亲朋友很少，在失去了我与她的沟通后，更加寡言。大概在我读小学时，母亲的失眠确诊为病理性的，她开始接受中医治疗。厨房变成药材仓库，墙壁贴满各种偏方，原本就没花多少心思、并不可口的饭菜，也彻底告别了我的生活。
当时父亲在派出所工作，我大部分的中、晚餐，都是父亲从那里打包回来的剩饭剩菜，所以我经常在同学面前戏谑自己，“老子是吃警察局的饭长大的”。
三
父亲工作忙的时候，母亲也会在周末带我出门，可她从来不带我去小孩子喜欢去的地方，只是绕着城市漫无目的地走。她走在前面，尽力迈大步幅，而我走在她的右后方，吃力得跟着不敢多言。实在走累了，会问母亲这么走有什么意思，母亲回我：“多走走，走累了好睡觉。”
有一次在路上碰见下班的父亲，他给口干舌燥的我买了一瓶健力宝，当橙子果味在口腔里扩散，再化作一口气心满意足地嗝出时，一旁看得吃惊的母亲似乎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健力宝是可以哄我开心的。
母亲的睡眠在中药的调理下，渐渐好转。我发现母亲开始经常购买健力宝，放在我的抽屉、书包和床头柜里。并且当这些印有裸体男人扔铁饼的白色易拉罐出现在我房间各个角落时，母亲的情绪和精神状态也会变得不错。千禧年后，健力宝淡出市场，母亲就改买其它的碳酸饮料代替，碳酸饮料成为我揣测母亲情绪的“天气预报”。我把这个发现告诉父亲，父亲让我试着多和母亲说说话，说我毕竟是她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她还是希望我能开心的。
童年的经历却让我始终无法鼓足勇气。
高中时我决定以体育生的身份参加高考，每天下午都要赶去操场训练，大约练到晚七点结束，七点十分第一节晚自习开始。由于学校是封闭式管理，新搬的校区周围也是一片荒凉，七十多个体育生的晚餐成了大家头痛的问题。
绝大多数体育生的母亲会在家中打包好饭菜，等训练结束就从学校铁门的镂空里递进去，看着自己的孩子们吃完再离开。而体育生中的绝大部分又会在母亲离开后，翻墙出去谈恋爱、打传奇、玩泡泡堂和跑跑卡丁车，我是唯一一个每天饿着肚子上完三节晚自习的体育生。
高三临近体育高考时，训练量猛增，晚上不吃饭实在难以支撑我度过三个小时的晚自习。在一次放月假回家，我发现房间里放了两箱芬达，猜测母亲近期睡眠应该不错，于是怯生生地提出送饭的要求。母亲少见地露出笑容，从未见过地拥抱我，答应了我的请求。
第二天，母亲在我学校附近租了一间简陋的民房，每天很早就从很远的家中赶来，带着食材，给我做早中晚三餐。长期远离灶台，母亲做饭的手艺已经很生疏。她买了食谱，照着上面的步骤做，做完早餐送到学校大门外，我隔着铁门吃完，她又回去研究中饭。接着中午送来，再回去研究晚饭。解决完我一天的果腹难题，母亲才赶末班公交回到城市另一头的家中。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个月，直到我体育高考结束。母亲起初只是看着我吃，后来她会带来两份饭菜陪着我吃，我和母亲一边吃饭一边隔着铁门有了交流。这三个月里我和母亲说的话，超过了之前十几年的总和。母亲第一次知道我擅长什么项目、拥有什么梦想，我也第一次从母亲嘴里听到“焦虑”、“抑郁”等词汇。
我问母亲:“这么跑来跑去给我做饭，累吗？”
母亲回答:“不累，反正我也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