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者、尘肺病人、临终关怀、器官捐献、资源分配不均等社会议题，均出现在《人间世》第二季的镜头中。
这部纪录片，通过每集中有温度的生命故事促成了某种“启蒙”，弥补人与人之间缺失的善意、信任以及科学精神。
一个50多岁的男人提着包，里面装满现金，他的妻子躺在ICU里，已经被医生反复确认为脑死亡。
“医院里，钱经常会带来巨大的困扰，”《人间世》第二季总导演秦博很感慨，“在ICU，维持一个人的生命足以让他周围的人陷入巨大的困境，因为生死和金钱在这里直接挂钩。”
这个中年男人“偏偏还有很多钱”，夫妻俩早年来到上海打拼，有了不少积蓄，但如今这些钱成了他的原罪。
他拎着装满现金的包，求医生用最好的药，希望他们不计代价救活妻子，但一切都于事无补。“现在钱成了他的负担，他告诉我如果没有钱，反而能下定决心终止治疗。”
为什么会有癌症？没有人知道。
ICU里的另一个家庭，男人突然查出胃癌晚期，癌细胞扩散到骨头，胃部全切，他的时间所剩无几。
一开始，他的妻子觉得命运不公，绝望不已，但时间久了，这个女人有了变化，她不再手足无措，不再抱怨，而是思考该怎样和丈夫度过最后的时光。
“那段时间里她跟丈夫说的那些情话真的是……丈夫说，老婆你去买一张彩票。说了一堆号码，里面有儿子的生日、自己的生日，唯独没有妻子的生日，而是另外一串数字。”
“他当时人已经快不行了，有点意识模糊，他老婆就开玩笑说这是不是你情人的生日啊？告诉他彩票买回来要等着开奖，不开奖就不能死，要是没中就再去买。”
“两个人一来一去，就这样度过每一天。当医生宣布丈夫死亡的一刻，所有人都开始哭，他老婆喝止他们，因为她知道人的听力系统是最后才丧失的。”
“她安静地拉着丈夫的手，趴到耳边说：‘我知道你还能听到，你放心，爸妈我会照顾好，小孩子我会把他养好，你大胆地往前走。’”
乳腺癌患者闫宏微会跟自己的癌细胞对话：如果你真聪明，你就别长太快，别把我弄死。你把我弄死了，你不也就完了。
“一个人一旦面临生死考验，教养就显露无遗。”
在医院蹲守了4年多，秦博非常清楚这句话里所包含的每段人生故事。“这种时候，人们的内心难以掩饰，表情袒露无遗，每一个选择都很真实，你就能看出每个人的品相和对生活的选择。”
迟来的顿悟往往在最后一刻降临。
“财富、地位、权力和脸上的面具，通通抛到脑后。在我们拍摄的对象中，一旦到了弥留之际，他挂念的就是家里那几个人，几乎没有别的欲求。”
真相残酷，但不会一直残酷
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在谈到进步的要义时说：“判断我们是否进步，要看我们是否有提问的勇气以及解答问题的深度，还有我们对真相的接纳，而非那些让人感觉良好的东西。”
很大程度上，《人间世》一直在做某种推进工作：接纳真相，达成共识，最好能往前走一小步。这并不简单。第二季伊始，观众们“不敢看”的呼声已经铺天盖地，甚至遮盖了对剧情本身的探讨。可我们到底在怕什么？
得骨肉瘤的孩子名叫安仔
相较于第一季，第二季对死亡的探讨大幅增加：得了骨肉瘤去世的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伴重度肺动脉高压、产后撒手人寰的90后孕妇，得了尘肺病换肺成功却没熬过感染关的父亲，等等。
“这一季的悲情更为直接。有句话叫‘教会我们死亡的人，也教会我们如何活着’，人需要点痛感，那些博人一笑的短视频铺天盖地，固然很好，但人生在世总归有一些提醒我们的东西。”
总制片人周全认为中国人急需一场理性的生死问答，“只有在生死面前，很多问题才会锐化，才有机会去思考”。在他看来，中国人缺乏正确的疾病观和生死观。
“中国文化中和医疗有关的词汇，多是再造华佗、扁鹊再世、妙手回春这样的，但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去面对失败。”
和安仔的母亲一样，我们都无法轻易接受悲剧的现实。
总导演、制片人范士广则发现对真相的逃避似乎已经率先达成社会共识。
“人怕走心，怕听见实话，我媳妇告诉我我快40岁了，这是真话，可我不愿意听，我宁愿活在假象中。我们做后期非常枯燥，眼睛都快不行了。你说是什么支撑我？”
“不是那些宏伟高尚的目标，其实就是我努努力就有可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念头在召唤我。如果你告诉我，我都快40岁了，房子没多大，隔壁老王一年赚万——我要天天面对这么个真相，还不如别活了。”
安仔最喜欢的动漫角色是香克斯。患病后，他还在参加cosplay秀，喊出香克斯的经典台词：如果还有家伙没有闹够的话，来吧，让我们来奉陪吧！
可即便是残酷的真相，也不是始终残酷。范士广极力反对纪录片拍摄中的审美化和仪式感：
“这是一种虚假。一个人上午检查出了绝症，悲痛过后，接下来要干什么？吃中午饭啊。人一辈子能碰见几个重大时刻？真正的作家，功力都体现在讲述日常的琐碎上，这里面才有伟大的东西。”
做完《人间世》，范士广觉得自己成了和尚，什么事都想通了。可他马上就发现，一旦脱离当下的语境，过不了几年，自己就又活回一个俗人了。
“人是善于遗忘的动物，前两天还在说伟大、说人生的意义，过两天就忘光了，然后又开始琢磨什么时候涨工资，开始为生活中的琐事郁郁寡欢，总不能免俗。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喜欢把片子、人物审美化、悲情化、戏剧化，因为这不是真实的。”
生命尽头，
不存在“恰当”的表达
“我们不甘于做一个摄像头一样的记录者。”尽管言之凿凿，但秦博很矛盾，一方面他警惕情感泛滥，另一方面他又体验到了情绪和带入感所带来的好处，即观众对拍摄主题的感同身受。
《人间世》团队在“恰当的表达”这件事上折腾了许久。
“所谓‘恰当’是一个浮动的标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我们一定不回避创作者本身的、当下的感受。纪录片拍摄的画面很难被创作者左右，所以在创作空间上肯定不如写作那么大。我们究竟如何准确地把在场的感受传达出去，让它尽可能饱满？这是个难题。”
结果，第一集《烟花》就因为表现手法“不够恰当”而备受争议，很多人对孩子们戴着五颜六色的假发、广告大片般角色扮演的镜头以及小女孩的方言配音表示“吃不消”，他们认为情感痕迹浓重，有违纪录片的拍摄准则。
《烟花》一集中孩子们的梦境。
秦博对这个场景也有犹豫，和团队反复讨论之后，他还是决定不克制。
“当时正值新年，医院和孩子准备一起举办活动。孩子们满怀希望地提出想要cosplay，和导演说了很多自己的想法，特别兴奋。我们答应孩子们做完活动之后给他们用最好的机器和灯光师拍一次，就有了这个影像。”
“拍完之后问孩子们想不想看看，他们说不看，要等节目播出后再看。这种情况下真的很难克制自己的感情。”
在孩子的梦中，顽强对抗敌人“癌症”的他们，得到了爸爸妈妈和医生的拥抱。
这种“难以克制的感情”来自长期的陪伴。
第二季中，摄制组和拍摄对象的生活“相当于做了置换”，秦博介绍道：“一共9组人马，一个小组5个人，这5个医院，一扎就是一年半，和拍摄对象一起走完这一年多的路。”
“在非常时刻来临时，拍摄者的情感就游走在伦理的边界了。一旦有重大情况，病人给家人打电话的同时也会给我们打，让我们过去，甚至有的同事报账的时候，上面写的是花圈。”
秦博表示，这种介入式的拍摄方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好的，更像慢慢被卷入进去。
“这当然会影响客观性，”秦博承认，“有时候确实存在伦理的泥潭。当然，最不引起争议的拍摄方法就是当旁观者，当一只墙上的苍蝇，但很难过自己的关。”
医院所经历的事情，
是社会问题集中且具体的呈现
“第二季开始，视角从单个医疗事件、医患关系中抽离，把医院放在了整个社会背景之下。你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周全在谈到第二季和第一季的区别时说。
儿科医生、癌症、精神病患者、生育、尘肺病人、临终关怀、器官捐献、资源分配不均等种种社会议题，都出现在《人间世》第二季的镜头中，医院出去、回来再出去，绕了一大圈。
事实上，医院所经历的事情，就是社会问题的一次集中且具体的呈现。
无锡的陈医生和完成肺移植手术的尘肺病患者合影
这些问题尖锐而平常，几乎每位观众都能或多或少产生共鸣。这其中，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成为核心矛盾，也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国内优质医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且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分布明显不均衡。截至年11月，医院为家，占比仅为7.63%，但诊疗人次却高达15.24亿，占比49.72%。
这意味着8%医院承担了50%的诊疗工作，造成的结果就是患者就诊质量下降，医患关系紧张，医生的接诊时间只有5—8分钟甚至更短。
周全表示，医学能解决的只有20%的问题，剩下的80%要靠整个社会共同解决。“有时一台手术成功与否，不仅仅是医生技术的问题，还牵扯到诸多方面，比如用血、床位、药，说到底就是资源。”
拿ICU举例，ICU的整医院抢救能力、科研力量和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
研究表明，美国ICU医院总床位数的15%，相当于每10万人拥有20张ICU床位，居于全球前列；而中国ICU医院总床位数不足2%，每10万人仅拥有3.9张ICU床位。
国际医学界的共识是，作为稀缺医疗资源的ICU，其救治对象必须是受益于加强治疗并能获得治愈可能的危重病人，而诸如晚期肿瘤、临终状态、脑死亡等并不是ICU的“最适宜”救治对象。
现实情况则没有这么理想，因为伦理和情感因素“占用”ICU病床的事情并不罕见。“一部分病情无法好转或持续恶化的病人继续留在ICU，某种程度上是变相的资源浪费。”秦博说道。
用有温度的故事促成某种“启蒙”
除了资源紧张和分配不均导致的矛盾升级，秦博提供了另一个思路：“很多老百姓缺乏科学精神，这使得医学知识难以深度传播。”
“我们不是在做科普类节目，而是讲述时夹杂着老百姓的故事，有一个原因就是单纯的科普节目受众很少，而这种讲述普通人故事的片子则更容易被接受。目前，医学范围内的科学启蒙仍然任重道远。”
《人间世》海报
医学领域中，并发症的复杂性往往会让患者难以理解。
“医院，说我本来是看这个病，你给我看这个病就行了，你这个病都没看好，还让我看别的病。这种事情不胜枚举，老百姓从常识出发，他觉得自己讲的很有道理，但站在医学、科学的角度，这些认识就存在误区和偏差了。”
普遍的事实是，病人对于医学领域中逻辑关系、基本原理的知之甚少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让医患之间隔阂深重，互相之间缺乏信任。
信任感的普遍缺失正在让情况变得更糟。
秦博认为这是社会共识出现了问题。“社会的良性运转需要大家有基本的善意。但现在，当医生向病人解释病情的时候，会发现让病人信任的成本很大，他是提防着的。医生也提防，不愿意真诚地交流，说多了患者会揪住不放，甚至还有人录下每句话作为证据。”
“但其实医学发展到今天并不是万能的。所以理解和不理解、宽容与不宽容，是两种味道。我们希望向公众发出的提醒就是，如果大家彼此提防，沟通成本巨大。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年国家教委高教司颁布的医学生誓言
在范士广看来，基层医生的待遇和工作环境已经显得有点“水深火热”，这也造成越来越少人选择医生这个职业，而这又让情况雪上加霜。
“如果让我提一个医改建议，我希望给予基层医生尤其是儿科医生更多的支持。从基层医生到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而在成为医生以前，他们都是硕士、博士，经过数年的学习医院工作。”
“这些人无疑是社会精英，可当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低工资和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时，一些人就辞职了。当然，更多的人仍然在坚守。我们当下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待遇、职业晋升和职业荣誉感方面给予医生更多的从业信心。”
年，安徽一名年轻人郑毅突遇车祸脑死亡，家属填写了“中国器官捐献登记表”，愿意捐献出郑毅的心脏、肝脏和双肾。医院手术室内，器官获取手术前，工作人员自发集体默哀。/新华网
年2月28日，中国器官获取组织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报告指出，年中国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例，捐献大器官个，较年均增加22%，创历史新高。
即便情况愈加乐观，但相当一部分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属都对此讳莫如深。拍摄过程中，摄制团队遇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情况。
“上海有一个专门给器官捐献者修建的公墓，可以把捐献者的名字刻在碑上。这本来是件善事，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