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可以治愈吗 http://m.39.net/pf/bdfyy/吕楠，“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摄影家”、“当今中国最有分量的摄影家之一”，他的镜头让人想起马克·吕布，他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最著名照片《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制造者。在-这15年中，吕楠如苦行僧一般生活、工作和学习，在推出《被人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在路上——中国天主教》和《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三部曲后一举成名，他用他那些冷峻、残酷但极为真实的照片，把摄影和当代艺术最完美的结合到了一起。
说起吕楠这个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摄影家，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也许你不了解吕楠，但你一定看过这张照片！
《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是他早期的摄影作品，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最经典的照片之一。了解深入点的会想到他的特立独行！
吕楠从不让自己的形象出现在印刷品上，不少人误把他作品中这个修士形象当作吕楠本人。吕楠坚持别人对他直呼其名，不肯被称老师；拒绝出席自己作品的开幕式和研讨会，并以自己“太丑”为由，拒绝任何媒体的拍照.....
-这15年，吕楠如苦行僧一般生活、工作和学习，他坚信“好东西是在沉默中完成的”。年之前，见过吕楠作品的人屈指可数。三部曲一出，他成为“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摄影家”、“当今中国最有分量的摄影家之一”
跟随吕楠摄影三部曲《被人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在路上——中国天主教》和《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我们一起看看这个摄影师！
《被遗忘的人：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医院没有院子，病人白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斜坡上度过贵州
吕楠的三部曲是从这一部拍摄精神病院题材开始的，从年开始，吕楠前后走访了38家精神病院和上百个患者家庭。每拍摄一个精神病人，只要条件和情况允许，吕楠都会进行面对面的采访，了解病人的身世、家庭背景和病情，并作记录，采访时间一般不少于一个小时。通常接下来的拍摄会再花一至两个小时。
精神病院四川
有一次，医院拍摄，在一间病房外面，遭遇了一个强壮的病人，吕楠本能地用手护住头，就在这时，那个病人却向他伸出一只手，要和他握手。在这一瞬间，吕楠被病人的友好和善良深深触动，此后，在吕楠的心目中，再也没有精神病这一概念，在他眼中，精神病人和所有的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也有正常的感情。
精神病院天津中国
吕楠在拍摄中发现，精神病人在“文革”中一度被当作是没有远大理想的人群对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语录曾经被用来作为精神病人的治疗手段。他在四川一家精神病院的墙上看到一条标语：“没有正确的*治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那个“*”的云字旁被人抠掉了，变成了“没有灵*”。
精神病院陕西
在谈到精神病院拍摄时，吕楠反复提到的一个词是“尊严”。广西一家精神病院的重病者病房，全身赤裸的女病人站立在铁栅栏做成的铁门背后，双手搭在铁栏杆上，病房外的近景坐着一个老年女病人。
医院的重患者病房，这样的病房在这有十几间。23岁的周举铎，住院已超过一个月，但从没有离开过13号病房。广西。
吕楠说：“她可以坐在那里，也可以站在那里，也可以趴在那个上面，她可以在房间里的任何地方，而且事实也是如此。但是我要让她的尊严显现出来，只要她是歪七扭八地靠在这个门上面，我就不会拍。”
很多人慢待摄影，他们有一个事先虚设的前提：世界是为摄影师准备的，你‘咔嚓’一下就行了，没那样的事。你必须要调整，但是这个调整不能违背真实，调整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够，但不能过。如果画面里没有关在房间里的女病人的话，就没有力量，老年女病人不坐过来，我也没法拍，我等她过来了，就开始拍，拍了五六卷，直到院方医院。”
精神病院天津
吕楠在很多照片旁边都有简短说明，写下了病人的姓名、家庭、住院前后的基本状况。以前，别人问吕楠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照片说明，吕楠也讲不明白，直到看到桑塔格在《旁观他人之痛苦》里对摄影家萨尔加多的作品提出的批评。
精神病院天津
桑塔格这样写道：“这些照片以孤苦无告的蚁民百姓为焦点，却又把他们打回孤苦无告的原形……他们的姓名在图片说明中一律从缺，拍摄人物照却不列出对象的姓名，等于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与名流文化同流合污，同时助长了对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摄影口味的贪婪需索：只授予名流姓名，而将其他人贬降为他们的职业、种族及惨况的代表性样本。”吕楠发现现在可以很地好回答这个问题：我写下说明文字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把他们的苦难当作他们的职业。
精神病院女孩,11岁。由于缺少儿童病房，中国绝大部分儿童患者只能同成年病人住在一起。这些成年病人不仅不会照顾他们，有时还会打他们。北京
例外，上图中怀抱玩具熊猫的小女孩，目光与镜头对视。画册上原来有小女孩的名字，但是在画册制版的当天晚上，吕楠考虑再三，还是把女孩的名字划掉了。吕楠担心女孩以后痊愈了，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她以前的经历，有名字就会带来麻烦。
精神病院打扑克的患者，输的一方要接受顶枕头的处罚黑龙江
耗时两年完成的《被遗忘的人》虽然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吕楠并没有强调病人的痛苦和惨状，而是以极其克制的拍摄手法，真实再现了精神病人的生存状态：“我拍完了精神病院以后，才理解病人的想法：医院外面才是精神病院呢。里面倒像教堂，像寺庙，像修道院，宁静至极，安静极了。”
精神病院北京
家庭张夏平，27岁，云南人。北京办画展期间住在朋友家，画展闭幕当天精神病复发，朋友认为她装病要赶她出门，“人们应当理解我，我是个病人。”她哭着说北京
精神病院天津
这是一个盲人患者。当他感到有人在他面前时，便会重复说：“他们欺负我。”天津
精神病院万有胜，40岁，小学美术教师，墙上挂的是他画的雷锋像天津
精神病院为室友画画黑龙江
精神病院黑龙江
家庭唐明季，45岁，丈夫于九年前去世。家里的门窗已被她取下用于取暧做饭。贵州
精神病院韩民，36岁，住院已6年。他父亲把每月收入的一半支付其住院费。近日，韩民的哥哥被查出肝癌。“我都不知道该救哪一个好了”韩民的父亲叹息道。天津
家庭陶世茂，22岁，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寒假回家首次发病，杀死母亲，打伤父亲（左）。恐惧的家人把他关进石头房。每天为他送饭的是最疼他的85岁的奶奶四川
家庭云南
《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
在西藏拍宗教也是天经地义，但是我放弃了，我不是要在西藏解决宗教那样的问题了。我之所以选择天主教，是因为我希望视觉里有一种神圣、庄严、圣洁的东西在宗教中。而这是我在其它的宗教中拍不到，其他的宗教转化不出来，并不是因为他们内心不干净，而是通过视觉我很难表达。天主教至少有一种仪式，仪式性的东西适合于用视觉表达。
前往圣地的人们陕西中国
由于天主教题材特殊的敏感性，吕楠遭遇了比拍摄精神病人时更多的麻烦。第一次拍天主教，吕楠就被扣了相机。年，吕楠在陕西扶风拍摄农村天主教的活动，认识了当地的主教，吕楠对他说要拍一个天主教题材的系列，主教表示欢迎。等吕楠到了当地，主教却找不到了。
露天弥撒中的朝圣者陕西中国
吕楠在十字山拍摄朝圣人群的时候，随身带的相机也被扣住了。当时有教友对他说：你要找到老李神父就好了，他哪里都去过，熟悉所有的堂口。老李神父在二十公里外的橡木村，但是没有人带吕楠去。
朝圣的人们陕西中国
尽管吕楠后来要回了相机，但他的拍摄已经无法继续进行，无奈之余，只能坐火车去西安。在站台等车的时候，有个小伙子过来问吕楠：你的相机要回来了吗？吕楠也没多说什么，上了车之后，空空荡荡的火车从宝鸡向西安开去。眼看出师不利，吕楠很是沮丧，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走在传教路上的方济各会修士陕西
列车启动没两分钟，一个戴着鸭舌帽的老者坐在吕楠对面说道：我听我侄子说你把相机要回来了，放心了，我到西安去看病。两人聊起来之后。吕楠说，那些教友告诉我，应该去橡木村找老李神父，他最了解陕西的情况，可是我现在也去不了了，那边堂口不肯接待我。老者微微一笑：我就是老李神父。吕楠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原先紧紧关闭的大门就在这一时刻轰然打开。
拿十字架的老妇和羔羊陕西
《拿十字架的老妇和羔羊》拍摄于陕西一户农家，这户人家有一头小羊，每天下午四点左右，主人就会给小羊喂草。有时候忙起来，顾不上，小羊饿了，会用嘴拽拽主人的裤腿提醒她。吕楠看到小羊这么可爱，就想拍几张照片。老妇人手里的十字架也有故事，老两口原来是教徒，在“文革”中，老伴把十字架用泥糊在墙壁里，连妻子都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文革”中已经不信任到何等程度了，连夫妻都互相不信任。
为老妇人祈祷的神父和教友陕西中国
吕楠说：“我是没有宗教的，我只是有信念，艺术家要有信念，最好不要有宗教。”在拍摄《在路上》的四年里，吕楠的足迹遍布十多个省市，从云南大山深处的教堂到河网密集的江南水乡，吕楠留下了他的足迹，也记录下了教徒们的目光。
三个女人和孩子陕西中国
一个孩子的葬礼死者是个4岁的藏族女孩，是得急病死的。她的村子在山里，医院有两天半路程，所以得不到急诊云南中国
为病人送圣体的神父和教友陕西中国
蒙古族修女和她收养的被遗弃的女婴内蒙古中国
主日中的教友陕西中国
在墓前的两个苗族女人和孩子们云南中国
为82岁老妇人领洗的神父和修女云南中国
教孩子们唱圣歌的修女陕西中国
背圣像的少年陕西中国
吃午饭的奶奶、母亲和两个孩子云南中国
《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犁地的夫妇
吕楠把他镜头下的西藏农民从多个胶卷、多张底片中精心挑选出幅纯净的黑白照片，组成了《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这部作品以季节为顺序，从春播到秋收，从温暖的夏天到寒冷的冬季，几乎包含了西藏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像一幅幅“影像版”的古典主义绘画。
吃晚饭的一家人
7年中，吕楠拒绝拍摄所谓典型的、流行的景色与人物，几乎每年，他都有至少一半的时间生活在西藏，最多的一次，他在西藏连续工作达9个月之久。完整的秋收，吕楠前后拍了4次，春播拍了两次。
洗被子的女人和孩子们
他靠地图选择拍摄地，用比例尺来计算能够步行走到的村子，几乎每天下午，这位自称“没有信仰只有信念”的摄影师都冒着沙尘暴，往返于海拔米以上的村庄和驻地。拍摄之余，每天还要花数小时研读柏拉图、歌德，并且听他喜欢的巴赫。
做驱雹法事的人们
正是这些几乎被“当代”遗忘的“大作”成了吕楠在西藏的精神动力，他说，是歌德是巴赫支撑着他在西藏的生活和工作，并给他以巨大的营养，使他一直保持着一种宗教般的虔诚。
纺线的婆婆和织布的儿媳妇
把相机放在手边，藏人在吕楠面前走来走去，做自己的事情，他们互不打扰。从吕楠安宁从容的照片来看，他离藏人很近，藏人在他的镜头里平静得似乎没有摄影者的存在。
跳绳的孩子们
一年四季的场景和情绪，藏人发生在山野和雪水之间的日常的琐碎、散漫与温暖就这样被一个来自异乡的摄影者缓慢记录着。
背麦子的男人和女孩儿
当问及为什么选择拍摄西藏的农民时，吕楠说：“摄影家不爱拍农民，因为他们的生活过于平淡。但我认为在一个相对广大的地域里面，西藏的农民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不受任何诱惑、从容不迫生活着的人群。很多人认为藏族是一个很特殊的民族，我一开始拍就没把他们当作一个特殊的民族。因此，这7年，我并不是在拍‘西藏的农民’，我是在拍‘人的生活’——我们当初曾经也经历过的、但在大多数地方已经消失的人类健康的质朴的生活。”
挖食用植物的母子
“控制画面的情绪，也许是《四季》保持庄严感的重要方式。”栗宪庭如此评价吕楠。所谓“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四季》的每一幅作品，所以能始终统一在庄严、肃穆、大器、凝重的整体气氛中，控制力可能是吕楠最重要的语言方式。”
休息的人们
一个镜头可能要拍掉几个胶卷，而且所有的照片都不剪裁，《四季》能把普通变成不普通，把日常生活变成“经典”，在栗宪庭看来，在于吕楠体会到了西藏人的劳动是百之百地为着自己。他第一次看到把劳动变成了劳动本身。“凡高说强烈的阳光下就是庄严肃穆太对了。在西藏，没有面朝泥土背朝天苦的那一面，他们完全是为自己干，所以劳动终于变成劳动是快乐的。就跟艺术变成艺术本身一样才有可能出现伟大的东西。一旦有世俗就跟伟大没有了关系。”
外祖母和外孙女
吕楠在他拍摄的村庄里，还有一个“神医”的雅号，西藏的一些农村看病很难，每次回到村子，吕楠都会给乡亲们带来各种药物，他还自学很多医学知识，拍摄之余给乡亲们看病，一治一准，时间长了便成了“神医”。
拾麦穗的女人
秋收中的母女
收工的一家人
村庄
磨镰刀的少女
过水渠的少年
爷爷和孙女
在邻居家头痛的奶奶和受惊吓的孙子
奶奶和孙女
编辫子的夫妇
妹妹和向母亲告状的两个姐姐
跳舞的姑娘们
秋收中煮茶的老妇人
降神师和前来降神的人们
年之前，吕楠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人们常常误认为他沉默寡言、难以沟通。其实吕楠很健谈，名人警句、旅途见闻、人生感悟，随手拈来。15年四处奔波，结识各色人等数以万计，吕楠说：“我比卖菜的还好打交道”。
15年间，吕楠没有收入，除了偶而在杂志上发表作品所得稿费，生活和工作都靠借钱。吕楠笑着说：“所幸认识了些极好的朋友，可是如果一不当心，路上死了，立刻就成为债务未清者。”
“从年到现在，我都很清楚，干好了是例外，干不好是正常。”吕楠说，“但我只有一个愿望，或者说目的，残酷的是这个目的不一定能达成：我只希望我的作品比我活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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