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后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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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女幼师被人勒死,抛尸荒山,被杀原因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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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女尸突然出现在荒山上,她穿戴整齐坐在树旁,像是在眺望远方的风景,不仔细看根本不会知道,她早就被人活活勒死了。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最不可能的人,那个男人视女孩为掌上明珠,甚至几次三番救过女孩的命。

随着案子越查越深,男人说出来的话,让警察傻眼了:他凭什么说,杀死这个女孩,是为她好?

年秋天,飘落的树叶将城市近郊的小山染成一片金黄。

11月13日,早上8点。

一个退休的老人背着摄影器材,出现在山顶。

老人举起相机,准备记录秋日美景。在取景框中,他发现了银杏树下的女人。

这里景色宜人,却很少有人愿意攀爬40分钟登上山顶。

老人想邀请女人看看自己的摄影作品。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发出问候,女人始终不做回答。

老人经过树干右侧,绕到正面。随后发出一声回荡在山间的刺耳尖叫,跌跌撞撞地飞奔下山。

透过女人面颊上凌乱的流海,老人看到一张铁青的面容,那上面,布满了暗红的尸斑。

女人早就死了。

1

一个小时前,我还在刑警队赃物返还活动上帮忙。

接到刑警队队长的电话,我立刻拿起勘察车的钥匙,和提着勘察箱下楼的法医汇合,沿着二环向北一路疾行。

直通山脚的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小路,距离市区只有七八公里,一脚油就到。

站在银杏树下,我环顾四周。

附近的灌木无异常倒伏,大部分地面被银杏叶铺盖,无法勘察脚印。我用脚一趟杂草,几只秋蚂蚱四散而逃,蹦得到处都是。

拂去金黄的落叶,女尸正前方出现一些半圆形的浅坑——和鞋印一致,应该是女人在蹬地挣扎时形成的。

我们判断,这棵银杏树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女尸看上去有20多岁,瓜子脸上有一对好看的平眉。如果不是那些扎眼的红色点状尸斑,她生前一定非常漂亮。

她的颈部有红色勒痕,左手腕有陈旧性伤刀伤。根据尸斑和尸僵初步推测,死亡时间超过48小时。

她身上没有现金、银行卡,也没有手机、证件等可以直接证明身份的物品。

贴身的黑色打底衫和蓝色牛仔裤,穿着整齐,没有被性侵的痕迹。

除此之外,现场没有其他有价值的痕迹物证了。

我绕着山走了一圈,周边的村子没有监控,这里地处深山,位置偏僻,那棵银杏树又长在山顶背坡一侧,除了摄影爱好者,很少有人会来这里。

当时我怀疑是抢劫杀人,但不明白嫌疑人为何不隐藏尸体。

根据经验,无论是偶发、仇杀或情杀,大多都伴有藏尸现象。因为尸体越晚被人发现,嫌疑人脱身的机会就越大。

奇怪的是,在这具女尸身上,这一切迹象统统没有。

几小时后,年轻的法医连白大褂都没脱,直接走进会议室来汇报。

死者年龄不超过25岁,喉部出血,结合颈部勒痕,判断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死亡时间,11月10日下午17点左右。

当天,专案组向分县局发出协查通报,并逐一梳理近几个月来的失踪人口、各辖区在夜场从业的女性名单。

一天过去,有价值的反馈线索一条都没有。我和专案组成员坐在办公室里,十分头疼。

唯一的线索,只有那条贯穿女尸左手腕的陈旧刀疤。

她有过自杀史。

2

第二天,病理毒理检验报出来了。法医在女尸的胃溶物中,检出了三环类药物成分。

大家没听说过这种药物。

我站在一边,缓缓地说:“这是一种抗抑郁症药物,属于处方药。”

这种药物我很清楚。因为一个朋友曾患有抑郁症,而我喜欢她。

这件事我很少向别人提起。

因为我的发言,王队长和所长开始了激烈地讨论。

担心我会将个人情感投射到案件当中,王队长觉得我不适宜接触这个案子,应该马上退出,回派出所上班。

“我了解这个小伙子,他内心足够坚强,没人比他更适合这个案子,”所长坚持让我继续参与调查,“心结要靠自己解开,否则就是他的一个坎。”

我知道三环类抗抑郁症药物的正规出售途径,医院,医院。隔壁的家属院,被附近的居民叫做“精神病大院”。

医院位于旧城区,在一条老胡同的最深处。胡同被几棵大树遮蔽,两侧是破旧的平房和自建二层小楼。旧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空中纠缠,垂在行人头上不远处。

“抑郁症治疗科”在门诊楼二层,科室里只有一名老医生,正靠着暖气片看报纸。

他原来是司法鉴定中心精神病鉴定科的大夫,专长并非治疗抑郁症,而且年近六旬,即将退休。

看到我们来,老医生以为又带精神病人来找他鉴定,忙不迭地放下报纸。我说明了来意,他从抽屉里拿出患者登记簿,戴上眼镜翻开厚厚的本子。

来这里就诊的抑郁症患者很少,第一页都没写满,女性仅有五名。

一名初中女生,登记信息是焦虑症;三名三十多岁的女人,是产后抑郁症。

唯一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性,老医生还记得她是“挺漂亮的小姑娘”,叫赵兰兰。

我在“警务通”上查到了赵兰兰的身份。她25岁,是幼儿园教师。

老医生说她和其他人都不一样,患有重度焦虑以及精神抑郁。

看到照片,我能够确定,赵兰兰就是死在银杏树下的女人。

3

赵兰兰和父母住在区中心的丁字路口旁边。

那里地段繁华,距离案发地点,不超过七公里。

小区是一片砖红色八层小楼,被称作“科级楼”。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有科级领导,才有资格分到这里的房子。赵兰兰父母退休前,是市审计局和政法委的领导。

他们的家在三楼,隔着外面的钢筋铁门,我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穿着睡衣站在屋子里,举着一个铁皮喷壶浇花。

这个头发斑白,眼神看起来有些疲惫的男人,就是赵兰兰的父亲。

我轻拍铁门,拿出警官证。老赵放下喷壶,打开铁门请我俩进屋。

室内摆放着三合板家具、黄色的木器漆,客厅里很整洁,摆了很多绿植,家具上还覆盖了蓝白相间的布罩子。一看就是上世纪的装修风格。

赵兰兰的母亲从厨房走出来,对我们笑了一下,转身回去泡茶。

“一定是为了兰兰的事情来的吧?”老赵对我们的到来并不意外,“我们老两口为她操心了大半辈子,麻烦学校,折腾我俩,现在又闹给了你们。”

所长掏出香烟,递给老赵一根,自己也点上。老赵沉吟片刻:“有事儿您就直说吧。”

所长尽量委婉地告知老赵,两天前,我们在山上的银杏树下,发现了赵兰兰的尸体。

一秒、两秒,空气安静得让人不安。

赵兰兰母亲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老赵抽烟的手颤抖着。屋里只剩抽泣声和香烟燃烧的声音。

半晌,老赵说话了。他记得上周五中午,老两口最后一次见到女儿。当时她要出门逛街。

我提出想看看赵兰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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