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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物语曾晓文行走的受伤者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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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人士属于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可能身居高位,也可能处于基层。他们在生活中各自挣扎,但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失败者”。在呼吁健康的游行中,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摒弃了孤独。旅加作家曾晓文以在场者的身份,回顾了至年加拿大多伦多的三场健康游行,期望*府做出努力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受伤者们去拥抱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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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受伤者

——多伦多『精神健康大游行』纪实

一位十三岁的少年骑山地车在林中小路上急行,拐弯时不慎摔倒,扭伤脚腕,还被灌木丛刮破小腿,鲜血直流。他哭嚷喊痛,拿出手机拨打了急救号码。十几分钟内,救护人员风驰电掣般驾车赶到,把他送进了急诊室。很快他的脚踝被裹上夹板,血也被止住;出院时因*府提供全民免费医疗,他的父母没有支付一分医疗费。他三个月后伤愈,又开始骑车在林中惬意飞奔。另一位十三岁的少年患上了忧郁症。他对学业缺乏兴趣,言行孤僻,经常被同学们嘲笑、欺凌。他的父母工作繁忙,但收入甚微,支付不起私人心理诊所的费用,而安大略省*府又不提供免费的心理治疗。有一次他在教室里遭到恶语围攻,整个过程被一个同学用手机录下,上传到社交媒体,使他蒙受极度羞辱。在一个夏日的*昏,他吊在公园里的一棵松树上自杀身亡。他的父母悲痛欲绝。我的先生弗兰克在晚餐后给我讲了以上两个故事。那是年的2月,窗外雪絮翻飞。随后他问我:“这里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想他又在“考”我。弗兰克出生于荷兰,两岁时随父母和兄长移民加拿大。他的父亲在二战期间参与地下反法西斯活动,多次与死亡擦身而过;母亲生活在敌占区,被残酷的战争刻下巨大的心灵创伤。我曾在非虚构作品《巴尔特的二战记忆》中较为详细地记载过他们的经历。他的父母在战后多年承受“创伤后遗症”的折磨,而他因先天的“代际遗传”,加上后天的生活与工作压力,在年代患过轻度忧郁症。他没有向忧郁症屈服,还二十几年如一日,致力于帮助精神疾病患者。他作为志愿者,先后在慈善机构安省皮尔区“精神健康协会”担任理事会成员及主席十一年,又于年出任“多伦多精神健康协会”的理事会主席。“主席”的称号听起来响亮,其实意味着更多的付出。为此,他一年至少投入两个多月的时间,当然,昼思夜想的时间无从计算。他经常放弃周末和我“共度美好时光”的机会,去参加精神健康领域的会议或活动,而谈论有关的*策措施和困难,经常是家里餐桌上的重要话题。人说“嫁给杀猪的翻肠子,嫁给铁匠耍锤子”,我倒不必“翻肠子”或“耍锤子”,但多年“免费接受”他给予的精神健康教育,自诩“半个专家”。我思忖片刻,严肃地说:“*府投入大量资金治疗身体疾病,却忽视精神疾病。”弗兰克点点头,表示对我的回答满意,“那你觉得精神健康的倡导者们,应该做些什么?”照例是“循循善诱”。“纸上谈兵没有用,要采取行动。”“你真是一点就透。”他恭维道。我该“警惕”了,每当他甜言蜜语,一定是在为未来的计划做铺垫。果然,他说,“最近北美的‘女性大游行’爆发,给了我很多启示。我要在多伦多发动一场‘精神健康大游行’!这将是加拿大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我的天!”我在心里暗暗叫苦,“当‘主席’还不够,还要做‘先行者’!”随即,我的眼前掠过一系列游行者遭殴打、被逮捕的恐怖画面,于是小心翼翼地问,“游行安全吗?”“安全!和平的合法的游行,不影响任何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游行的目的是什么?”“呼吁联邦*府和省*府对多种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给精神健康组织增加拨款,加强预防工作。”他回答得干脆利落,显然深思熟虑过。加拿大仅有万人口,却拥有上千家*府投资的精神健康组织。“加拿大精神健康协会”早在百年前成立,每年为全加拿大超过万人提供服务;其中*府每年投入给“多伦多精神健康协会”的资金高达万加元,难道还要抗议吗?我开始质疑。他说这远远不够,安大略省的居民的精神疾病患病率占所有疾病的10%,但精神疾病治疗经费只占全部医疗经费的7%,缺口高达15亿加元。在加拿大,悲剧每天都在重演。每年有人因精神疾病自杀,而精神疾病是年轻人自杀的第二大原因,仅排在意外事件之后。这我无法反驳。可弗兰克凭一己之力,能改变什么呢?我依然担心地问:“靠你一个人,行吗?”“我已找到了合作者!”他面露骄傲神色,“柯特妮·泰勒!她也是精神健康组织的志愿者!她对大游行充满热情!和我一拍即合!”从这一连串的赞叹声中,我知道他主意已定。我当时没有料到自己会在游行中认识一群人,踏上了一条通向特殊的精神世界的旅程。第一届()“精神健康大游行”弗兰克和柯特妮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召集志同道合者,组成了“精神健康大游行”组委会,其中除他们之外,还有五位女士、一位男士,所以每当弗兰克顶风冒雪地出外参加组委会会议,我都调侃他是去和“精神健康领域的女友们约会”。游行确定于年5月26日举行,地点选在多伦多市*府门前。组委会通过社交媒体推广、邀请演讲者,联络其他精神健康公益组织等,打理繁杂琐碎的事务。由于缺少资金、人力、物力,弗兰克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到了游行前两个星期,他的精神像一根紧绷的弦,似乎随时可能断裂。我那时做IT管理工作,经常加班,爱莫能助。游行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虽已是5月底,天空阴郁,春寒料峭。多伦多市*府位于皇后街和海湾街交界处,门前正是著名的纳森·菲利浦斯广场,市民和外地游客云集的*金地段。我和弗兰克到达广场后,只见到了几位穿着绿色圆领衫的组委会成员,不免担心参与者寥寥。“白人至上主义者”们也在同一天举行游行,并占据了广场上的中心位置。他们高筑舞台,通过现代音响高喊反移民口号,气势咄咄逼人,令人愤懑。我又得知“精神健康大游行”组委会没有准备舞台,再看看弗兰克借来的几十年前流行的麦克风,担心游行安全和演讲效果,就自告奋勇去咨询游行特派警察。游行聚会不必申请许可,但弗兰克已在警察局备案,申请特派警察的协助。两位特派警察都是白人,全副武装,各自推着一辆自行车。年长的警察建议我们选择广场的东南角,“避免与‘白人至上主义者’发生冲突,因为他们常常会做出危险举动。”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并恳求他允许演讲者们站到广场的木椅上,他严肃地注视我足足有10秒钟,随即露齿一笑,“我今天就破一次例吧。”一位神情哀伤的黑衣男人,举着一个少年的巨幅遗照,在十几个人的拥簇下出现了。少年眉清目秀,面含微笑,脸庞被大朵的纸花环绕,在灰蒙蒙的天空下触目惊心。我立即走过去,向他们发送游行传单。一位中年女人拉住我的手,自我介绍名叫萨芬娜,说照片上的少年弗米是她的儿子,在三个月前自杀了,年仅二十一岁。他在过去的两年中一直与忧郁症抗争,最终放弃。举遗照的男人是她的丈夫,和她一起从孟加拉移民到这里。她仿佛刚从地狱里爬出来,身穿白衣,用一条黯淡的长围巾凌乱地遮着憔悴的脸,双眼似乎在滴血。多年来,我了解到忧郁症往往袭击那些最有抱负、最有创意、最敬业的人。患过忧郁症的历史名人有牛顿、达尔文、林肯、丘吉尔等,作家有伍尔夫、黑塞、托尔斯泰等;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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